之后很多天发生的事，都是我妈和其他亲人后来告诉我的。
我躺在床上大约一小时后，姥姥做好了饭菜去叫我，可我的样子把她吓了一跳：我浑身是汗，脸通红通红，脸和脖子上起满了像痱子一样的小疙瘩，流下的汗水把枕头和床单湿了一大片。最可怕的是，我的头发竟在一个小时内脱落了很多，鼻孔里还有掺着血丝的清鼻涕流出来。我嘴里不停念叨着“再见吧，我会来看你的”，但怎么推也推不醒。姥姥赶紧叫来了三舅，三舅一摸我的额头也吓坏了，说：“这是大病，不能送诊所了，得去医院。”
那个年代村里连摩托车都稀奇，三舅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拉我去曲阜市人民医院，姥姥抱着我坐在后面的拖车里，还带了一塑料桶水，路上她一边抹眼泪，一边用毛巾蘸水给我降温。姥爷则在村委会给我爸妈打了电话，向村里的会计借了两百块钱，随后赶去医院。
在曲阜的医院里，我躺了七天，其间持续高烧，体温一直在40至41度之间起伏，甚至有两天夜里达到了42度。我在昏迷期间经常出现惊厥，还大喊大叫，喊出来的话大都不成语句，但也有能听懂意思的，有些是跟我的经历有关，但有些却莫名其妙，当时家人很想知道我究竟怎么了，所以发生我喊梦话时，就仔细听着。昏迷中，我曾用湖州话喊“快跑”、“有本事你来卡恩（追我）”、“来，玩烟纸牌”；有时候又用曲阜话叫“银蛤蟆，俺的，还有棋谱；弟弟，别攮（nang，指用利器刺）我”、有时候会说几句完整的：“那不是庙，那是人家为了练功盖的房子”，“我得爬到最顶上的梁，叫三舅服我”。而红疹已经遍布全身，头发也在这几天内掉光了。
如此持续的高烧和奇异的症状令医生感到震惊，给我主治的一位姓韩的大夫，在排除了一般的炎症感染和神经性疾病后，无奈的对我爸妈说，我这种病是罕见的怪病，县级医院治不了，他认为湖州的医院也不用去了，要么北京要么上海，他推荐了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那里有他一个同学叫刘健宇，专门研究不明原因的高烧现象，可以去试试。
我就在昏迷中被父母带到了上海的医院，不巧的是刘大夫做为访问学者出国了，他的一位姓江的同事成了我的主治医生。我在这里住院后，除了持续之前的症状，还多了一个症状，就是呕吐，搞得我爸妈必须时刻盯着我，害怕我吐出的酸水把自己呛死。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有几次脉搏极其微弱，几乎接近停止。这位医生做了他能想到的所有检查，然后在半个月后，也就是病发后的第23天（从曲阜到上海耗了一天），他在我的病房里跟我爸妈进行了一次详谈，而这次谈话，我听到了。
好像上帝在那一刻打开了我身上的某个筏门，可又没完全打开，我忽然有了一些意识，只是不能动，不能睁开眼睛，但起码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听到外面的鸟叫，旁边有台风扇摇着头嗡嗡吹着，还有我妈那种一听就知道是劳动人民的哭嚎。我听到江医生对我爸妈说：“发高烧的时候身上起红疹，可能是皮肤炎症，可能是猩红热，甚至可能是皮肤癌；呕吐多见于脑膜炎、脑炎；掉头发有可能是中毒；持续长时间高烧，可能是恶性肿瘤、结核病。可是，我们做了全身检查，没有这些炎症，没发现肿瘤，没有上述任何病症的症状，起码现在没有。”
我妈用很急切的口气打断了他：“大夫我是火腿厂的，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呢，我又不懂，我儿子到底怎么了，怎么治？”
“这种情况叫fuo，就是不明原因发热。本来我同事，就是你们一开始找的刘健宇专门研究这个，可是又这么不巧。我爱人跟你的桂芝婶有点亲戚，她让我对你们说实话，那我就说实话了：现在我们除了打退烧针，做一般性的护理，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你们要是有钱就继续在这住着，等刘医生从国外回来，但我说句实在话，他只是研究这方面的病症，也不一定真有办法治；你们要是缺钱，就把孩子拉回去吧--------退烧针诊所都能打。”
我听到我妈又呜呜的哭起来，应该是没力气再大声哭了，我爸也在旁边一起哭。过了一会，我妈忽然吼起来：“拉回去？你当我儿子是猪肉啊！凭什么撵我们走！”
接着就是我爸对医生陪不是，送他出门，房间里只剩我妈一个人哭。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流泪了没有，即使流了我也感觉不到。当弄清我的处境后，我真想赶紧好起来，要不就赶紧死，这么半死不活的折磨亲人，比死还难受。
快起身啊！
可我的意识努力了很久都没成功，而且越是这样，我的意识越清醒，但对自己身体的存在感越弱，就好像我的意识已经离开了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