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夏天，同学冯棠夏穿一不长不短红色有两根背带的裙子来上学，那红裙子在一片灰、黄、蓝的队伍中格外耀眼。我看到张团长把冯棠夏从队伍中叫了出去，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我们都听到了，她大声说“资产阶级小姐”的话。冯棠夏低头不语。从此，那红裙子再也没有在校园的操场上飘扬。
二0一0年，我在市自来水公司当业务副经理。一天，我到业务大厅去。忽然，我看到了张团长。她手里拿着几张表格，一头白发，已经很老了，应该七十左右岁了吧。我又看到了那双冰冷、审视的目光。我曾经十分熟悉这双冒着寒气的目光，这目光曾令少年的我胆寒。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正在询问一办事员什么事，一定是为了水的事。我默不作声，站在一边看。那业务员把她打发走了，她上楼了，一会又下来了，又去找办事员询问，又被支走了。好像是差一点手续。她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看上去还没办成。如果换个别的人，没有污点记忆的老师，我就会告诉那办事员，“这是我老师，快点给她办了。”她就是家里开个洗浴、饭店、洗车场之类的居民用水大户，我签个字，就能免她一年的水费。自来水公司每年丢的水多去了，还差她那点！
那一天，张团长一定想不到，当年那个地主的孙子，正躲在一边，冷眼看着她，进行“阶级报复”。我没想过要报复她，可也绝不会帮助她。
回到家里，我把白天的那一幕讲给了夫人叶至秋。原以为她会赞同我。
她打着“唉”声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着，就帮她办了呗！”未了又加了一句“那时代的人都那样”。
我真想大喊一声，“不，不是。”那个时代也有很多好人。她是长者，是老师，竟无一点良善之心，把一个品学兼优的美少年当成敌人，污辱并损害着。那个时候，流淌在我意念中的都是酸涩的感触。可当时受的教育却告诉我，我生在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里，我天真地以为外国还不如我们。
我六、七岁的时候，**********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我家楼上住着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人们叫她“小夏”。她家里住着一个很干净，很和气的老头。她叫那老头“姥爷”。有一天，街道干部组织了很多人，在我家楼前开批斗坏分子大会。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站着几个挨批斗的老头。我看到小夏的姥爷也站在上面，那老头一身黑衣服，面色白净，表情安详。这些人双手被绑在身后，弓着身，脖子上挂一木头牌子，垂吊在胸前。
牌子，今天（二0一二年）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记忆，就是把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大约六百左右长，四百左右宽，上面用白纸糊上，用毛笔黑字写上挂牌子这人的罪行，姓名。比如“反革命犯”，下一行大字写着这人的名字。小夏姥爷的牌子上用墨水画一把倒了的正淌水的大壶，上面写着“坏水大茶壶某某某”。啊！他是地主，也不像呀！电影里的地主形象都很阴毒。我联想到我爷爷可能也是这样子，这样子不坏呀！后来我看到爸爸放在箱底的相册，我爷爷长得不像他。
一个半老女人走到台上，控诉这地主当年是怎样欺负她的，说到了放狗咬她的腿时，这妇人一边说一边提起裤腿，让大家看她腿上的伤疤。我离得远，看不清楚那伤疤。这时人群中有人带头举起拳头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主持会场和观看的人也要举起拳头跟着喊。这妇人越说越气愤，竟冲向小夏的姥爷，使劲打出一巴掌。我看到一丝鲜血流出了老人的嘴角，那妇人还要再打。突然，小夏的妈妈冲出人群，大叫着扑向那妇人，俩个人扭打在一起，街道干部一起上来，手脚并用，打倒了小夏的妈妈，那妈妈躺在地上，蜷缩着身子，没有一点声音。那场景看得我心惊肉跳。和我年龄一样大的小夏站在人群中，泪流满面，声嘶力竭地大喊：“别打了，你们别打了。”暴徒收手后，她扑到妈妈的身上，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我的魂间萦绕了很久。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这些恶人，他们侮辱并损害别人，在人家的灾殃中寻找自己的快感。
若不是看到张团长一头白发，我一定告诉那办事员，给我好好麻烦麻烦这个老太太。
**********的时候，我市把居民区划分为区、街、组三级。我家这栋楼是一个小组，组长由上级指定，由党员担任。组长的权力很大，随时可以召集本组的人员开会，传达并贯彻中央的新精神。他还有一职责让人怕，就是发现并上报本小组有问题的人，特别是要监视属下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动向、言语。如有一句对党或政府不满的话被反映上去了，轻则批判、下放（举家迁到农村落户），重则判刑或枪毙。遭组长诬陷入狱的事时有发生。那些在台上挨批判的人，都是被组长反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