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虫子下岗了。他利用这几年的闲暇时间，写了部长篇小说。我看了一点，太费劲，也说不清好不好。只有几个女同学看得很认真，男同学就等着出书后，签个名，送一本。也有人嘲笑他，嘲笑是不需要理由的，这些人根本就没看过他的书，就作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不能好。
他穿着整洁，身材匀称，相貌出众，表情淡漠，溢漾着学者与世俗奇妙交合的气息。在工人队伍中异常显眼，这使他时常处于众人的审视之下。
鹤立鸡群可不是好事，鸡要仰视，鹤要俯视，鸡鹤双方都不适应。
书上说“所有的理想在没有实现的时候，听起来都很可笑”。虫子在追梦，起步有些晚，可步伐很稳健。追梦是个愉悦的过程，就算追不上，也比没有梦的人充实。趁精力还充沛，做你的梦吧！等醒了再哭泣。
我也曾想过利用这大好时光，把这些年憋在心底的凄怆、寒意以及耿耿不平写下来。当然也有温暖。可写自己就要牵涉到身边的人，特别是老婆、孩子。就算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别人也知道写的是谁。
如果我写，就写给上帝一个人看。只讲真话，然后，找一块离天近一点的高地烧了。
写书曾是件多么崇高的事情呀！现在写书的人多了，出书也容易了，也就不再崇高了。这些年，我收到过作者签名送的书。这些书我翻两页就扔在一边，实在不能卒读。我知道这些文字都是心血的结晶，不要说三道四。莫言的《蛙》，我也看不下去，可人家得了头奖，敢说不好吗？抛开这些作品的质量不说，单说把时间、精力花在写作这一点上，这些写手就值得尊敬。
写书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才子诗人，不再是“白衣卿相”。
每次休假，回到我的空房，都有种难以名状的孤寂。不想擦地，不想叠被，不收拾桌上的碗筷。窗台上那盆耐旱的吊兰不知什么时候枯死了，仙人掌也骨瘦如柴。南面的纱窗漏个眼，夜里有蚊子。我懒得补，漏就漏吧，不就是挨蚊子咬两口吗，我挺得住。
最难受的是躺在双人床上不能入睡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和孩子她妈的影像就会萦绕我的床前，侵扰我的魂灵。
夏天的深夜，雷雨交加。这夜的雷真响，在我的窗前炸开。我有些怕，又想起她们，她们也怕这么近、这么响的雷。
我尽量住在父母家，父母八十多岁了，日渐衰腐。我真恐怖那大限时刻的到来。
在这工作两年了，我已经习惯了漂泊。回家待几天就想出去，出来几天又想回去。
听说魏庄要调到新公司任职，成为正式职工了。很多监管员巴结他，要跟他走。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等我去求他。我心想：你个孙子，我就是下岗，也不会求你。
他又把我派到了胡三的油厂，说我熟悉这地方，嘱咐我“看严点”。厂子还是老样子，几个空罐威严地耸立着。拉油的二十多辆罐车整齐地排列在油罐边，都喷了新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做给人看。他盖的那片新楼房夜间能看到零星的灯光。
一天魏庄来了，在胡三的办公室里待了一会走了。走后不久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签个字，说公司跟胡三借了七十万块钱。
公司借钱让我签字，我算老几呀！不行。我拒绝了。他安慰我说“明天就把公司的借据送来抽走你的借条”。我知道签这个字有责任，还是不同意。胡三带着会计来找我，对我说“你替魏经理（我们都叫魏庄魏经理）签了吧，没事”。魏庄又打来电话说“咱们公司还能有问题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并保证明天一定换借据。油厂的女会计挎着小包，急着去银行的样子，催我快签。还说“出了问题我给你作证”。
我只好在借据上签了名，为了免受牵连，又写上“代魏庄签字。”
七十万呀，我签个字就汇走了，我哪有这么大权啊！我有些不安。第二天，魏庄真来了，没拿来借据，说得过几天，胡三点点头。我催魏庄快点办，他答应了。
监管点一天比一天少了，到年底合同就执行完了。剩下这十几个点也不分区了，都由魏庄管理。他成了最受领导信任的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