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着而不去努力工作，生命就没有了意义。”——靳先生
（1）
白色的灯光，白色的墙面，白色的病床，在这白色的世界里，窗外的午夜愈加漆黑。
我揉揉微痛的额头，放下手中的病历本，看一眼墙壁上指向一点的时钟，目光数不清第几次落在被画了红色圆圈的台历上，十月二十五日。刚好是三年前的今天，我决定留在肿瘤科工作。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守着“三年之约”等待时，总以为很长很长，蓦然回首，才发现三年也不过是刹那之间。
我扯下昨天的日历，把“昨日”揉成了一团，丢进了垃圾桶，走出医生值班室。
凌晨时分，寂静无声的走廊格外安静，我极力放慢脚步，走到517病房的门外。透过通透的玻璃窗，我毫无意外地看见本该熟睡的靳先生端坐在病床上，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
工作中的靳先生，眼中总是闪烁着清亮的光芒，清瘦斯文的面庞透着一股近乎执拗的刚强。
靳先生叫靳栎，今年四十九岁，癌症的病史已有五年多了。这五年里，他一直在积极地治疗，经历了两次手术，十几次化疗，癌细胞非但没有控制，反而不断扩散，但他从未放弃治疗，一直在与病魔抗争。如今，他身上的癌细胞从肠扩散到肺，又扩散到肝脏。现在，癌细胞已经侵蚀了他身体的大部分器官，任何治疗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不过是勉强延长他承受疼痛的时间。
他告诉我：不畏惧死亡，也能忍受疼痛，只希望我能帮他多争取些时间，哪怕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对他都是宝贵的。而这些时间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他要工作，做更多的工作……
与靳先生相识多年，我深知他的固执，可作为一个医生，我不得不走进病房，提醒他：“靳先生，您明天上午还要继续做化疗。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这个时间，您需要睡眠。”
“我刚刚睡醒了，发个邮件，很快就睡了。”他对我笑笑，笑容被笔记本上的柔光映照得有些暖意，每次看见他，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因而语气中不由自主多了几分晚辈的恭谨。
“好，那您发吧，我给您十分钟时间。”我站在他身侧，看着手表，等待。
看出我要等他老老实实睡觉才肯走，靳先生也不多言，加快速度以英文回复邮件。他回复的英文都是专业术语，我没有读懂，但看那大段的篇幅，他显然不是刚刚睡醒。
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我和靳先生的太太聊天，我对她说：“靳先生这样的身体状况，能活了五年，是个奇迹了。”
靳太太说：“支撑着他与病魔抗争了五年的力量是——他的信仰！”
“信仰”这个词，我好像很久没有人提起过，以至于都快忘记这个词的含义了。听靳太太提到这个词，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字典，“信仰”这两个字的释义是：“一种强烈的信念，一种固执的坚守。”
我觉得，这个词倒真是最能诠释靳先生的。如果不是一种固执的坚守，一种强烈的信念，他怎么会撑着大部分器官已经衰竭的残躯，熬夜工作。
十分钟到了，靳先生准时关闭了电脑，躺在病床上。我为他关了灯，最后在黑暗中看一眼他安然的面容，心中深深叹息，真希望我的竭尽所能还能帮他多争取几个这样的不眠之夜。
走出病房，我没有回医生值班室，而是转过走廊，走进安全出口的楼梯间。
如我所料，一个形销骨立却依旧美丽优雅的女人坐在台阶上，脸上泪痕斑斑，手中握着手机，却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或者发消息。她是靳先生的太太。
自从靳先生三年前来医院治疗，我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一位亲人、朋友、同事来探望他，甚至，他的孩子也从未露出过一片衣角。每一次靳先生住院，只有靳太太陪伴他。
起初，我以为靳先生可能是个很孤僻的人，不善与人相处，所以没有往来亲密的亲朋好友。后来靳太太告诉我，靳先生对身边的亲朋好友们都隐瞒了病情，包括他的儿子。因为他不愿看到身边的人因他的病情而难过，更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一个病人一样关照。
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他只想做个平常人——像平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即将失去深爱的丈夫，那种痛必定刻骨，而靳太太不得不一个人承受，即便对自己的儿子，也守口如瓶。
很多次，我听见她的儿子打来电话，心情愉悦地问着她的境况，她总是悄悄擦干眼泪，以愉悦的声音告诉儿子：“我很好，只是工作有些忙，你爸爸工作也忙……他出差了，出差一周了……我还有事，有空再聊吧。”
说完，她便匆匆挂断电话，生怕儿子听出异样。
我曾听闻过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有些人为了深爱的人，肝肠寸断，以泪洗面，有些人为了和深爱的人在一起，不顾一切，甚至不惜放弃生命。而靳太太对靳先生的爱却是截然不同的。
靳先生不顾自己的身体，近乎痴狂地工作，她从未阻拦过，只在心疼得忍无可忍时，软声劝上几句罢了。
他拼命工作，她便由着他为了工作透支身体，让病魔一点点侵蚀他。他不想其他人知道他的病情，她便独自一个人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所有的悲伤，不舍，她从不找人倾诉，一个人默默咽下。
只为了顺着他的心意……
这种爱是无言的，隐忍的，沉痛的，也是最坚定的。
靳太太照顾他很辛苦，心理又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以至昼夜难眠，脸上难掩困顿疲惫之色。但只要坐在靳先生面前，她会立刻展露出温柔和煦的笑容，问他说：“今天身体好些了吗？想吃点什么？”
靳先生看见妻子出现，无论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化疗过程，都会努力笑着，回答她：“什么都行，只要不麻烦就好。”
每当看见他们相视微笑，我总会忘记身边浓浓的消毒水味道，忘记了一天的劳累，甚至忘记了死亡与离别的忧愁。
我想，能让靳先生与病魔抗争五年的，除了他的信仰，还有这一份心灵深处的温柔。
（2）
我去办公室，用一次性水杯倒了一杯热水，走到楼梯间。
“陈阿姨，”我坐在她身边，将手中的热水递给她。
她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
“需要我做什么吗？”我轻声问她。
喝了一口水，她忽然停下来，转过头问我：“薄医生，老靳说他明天下午要去北京出差，我担心他的身体撑不住，你能给他开点药吗？”
“明天下午？出差？”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明天上午还要做化疗。”
“他想做完化疗就出差。”
“什么！？”我想都没想便一口拒绝，“他绝对不能去。”
靳太太沉默了许久，抬起头，用一种恳切的目光看着我，我以为她会说：你帮我劝劝他。
可是，她说出口的话却是：“你让他去吧，这个会议对他真的非常重要，他如果不能去，他会很难受的。”
我张口结舌好一阵，才说出话来：“那个会议有多重要？比他的生命还重要？”
靳太太苦笑着点点头：“对他来说，是的。”
我再也无话可说，只觉得像是吞下了整个柠檬，满心都是酸楚。
第二天，靳先生做完了化疗，他只略躺了十分钟，便咬牙忍痛爬下病床。
我问他要去哪，他告诉我，他要去北京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必须马上去机场。
我刚要说话，靳太太拉住我的手说：“薄医生，你别拦着他了。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吧。”
“可是……”
“我陪他去北京，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没再阻拦，眼睁睁地看着靳先生步步艰难地走出病房的门，刚走到走廊，他脚下一软，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靳太太赶紧过去扶他，他艰难地用手臂支撑着地面站起来，在靳太太的搀扶下，倚着墙壁，慢慢走向电梯。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打听病人生活和工作的人，但这一刻，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会议，对他如此重要，比他的生命都重要。
这个问题，我在半个月后终于忍不住问了，虽然我知道自己不该问，可我确实忍不住了。因为，我和靳先生预约的化疗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他还是不见人影。
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最后，电话终于打通了，我焦急地问他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怎么还不来医院？
他回答我：“对不起，薄医生，我还在开会。”
“开会？”我的心窝一阵刺痛，声音不禁变得尖锐，“您预约了要来做化疗，您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可是会议还没结束，我要晚点才能去医院。”
我咬牙，又咬牙，最后还是问了：“靳先生，您能告诉我是什么会议，这么重要吗？”
他犹豫了一下，告诉我：“是一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会，我是项目负责人，我不能离开。”
“科研”这个词汇离我已经很远了，但也并不陌生。毕竟，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去读博士，做科学研究，我也经常看见所谓的专家在媒体上频繁活跃，发表各种让人费解的言论。
靳先生的职业似乎很重要，但我还是无法理解，他的工作真的重要到必须要一个垂死的病人去参加吗？以靳先生的心脏状况，他随时可能死亡。
“对不起！”靳先生很抱歉地说，“我这边的会议还要晚点结束，您如果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