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有三个故乡，可能还不止。一般人说自己只有一个故乡，或最多说只有第二故乡。我则不同，说几个也不多。故乡多来同乡多；同乡多来事好办。这倒不是想走后门，是乡情无私帮助的作用。我的祖宗由福建迁到海南白沙门港定居时港还像个港，逐渐建了自己的房子。到我曾祖父时，白沙门港沙泥淤积，几十吨小船已不能进港，修船业衰败，人口外移，本地人越来越稀少。紧靠海边，没有什么田地，大片沙滩，村民多以捕鱼为生。父亲辈，有四兄弟，大伯父住在大伯母家，二、三伯父和父亲三兄弟积资八佰大洋，抗战前在海口市振兴街建了一座四室一厅的平房。二伯父出资四佰大洋分得东边的两间，三伯父和父亲各出资两佰大洋，三伯父分在西边的前房，父亲分在西边的后房（见照片2）。房间都很小，父亲的房子大约13平方米。客厅和屋前的一块平地共用。那时祖父已过世；祖母和二、三伯父母就迁至海口住。我父母亲在云南昆明打工，房间空着，就给祖母等住。抗战期间，村中青壮年外逃，在村中只有年老病残的人，村子很穷。那里有三个村相连，叫上村、中村、下村。上村大一点，下村最小。我家在下村，全村只有30来户人家，其中有几家是住在木排上的，潮来随潮水升高后。潮退，停在沙滩上，我曾祖父的房子，抗战胜利后，我还看见过一次。那时，家中无人，已给人家住了，我没有进屋，从外面看大约是三十多平方米的平房。1948年“九·二七”海口特大台风，海水上涨，将房屋冲毁，淹没。过后只剩下一些基石和梁柱。1949年国民党军队为防解放军登陆解放，将我家的那些基石和梁柱强拿去筑要塞，从此我们家在白沙门就没有房子了。剩下的地皮，被别的村民使用。以后听说一堂兄将它卖了，我的外公家在白沙门中村，所以白沙门是我们故乡。我们在海口，说回故乡，便是回白沙门，几乎每年都回一次看望乡亲父老。这算是我的第一故乡。第二故乡是海口市。我1931年6月18日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1946年回海南就是以海口市为故乡的。现在回海南也就是回海口市。我从1954年来浙江杭州工作，并在此成家，生儿育女，做50余年的杭州人，这当然也算上一个故乡了。而我父亲与法国洋人打工，在昆明二十余年。我出生在昆明，直至15岁才离开，当然也可把昆明算为我故乡。这样说来昆明算第三故乡，杭州算第四个故乡了，我到外地遇到杭州人，他们都把我当作同乡。我的夫人是浙江临海人，我到临海去，人家也把我当“故乡”人看。海南原属广东省，当然又是广东人了。
说到乡亲情谊，我到福建的石狮、晋江和浙江临海等地会得到热情接待和帮助自不待言。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师应邀到南京讲学，回程计划先到上海办事，然后在上海买南京到杭州的旅游车票上火车，目的是有座位免劳累。谁知上车对号座位已有人在坐，我们拿票给他们看，他们也拿票给我们看，我俩看来看去，完全一样，不知怎么回事。车已开动，我们只好站着，随后听到隔壁车座有人争吵，也是票相同的问题，隔壁车座从上海上车的那位旅客不服，把乘务员请来断理。乘务员指出两张车票细微的差别，指出先在座位上的乘客票是由南京买的，车到上海之后已失效，占座位的人多势众还不让座，最后把乘警请来解决问题。我们看后知道我们的情况与隔壁相同。而他们年轻有力对峙，我们那时已50多岁，而且我是大病后身体虚。见在座的又是四五个中青年，怕争得座位也不会有好受的。我们就耐着性子站着。不一会，他们泡茶吃东西开口了。我听他们说的是粤语，知道是广州邻近县东莞一带的语言。我就和他们搭腔。我会粤语，又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说的是广州腔。我和另一位老师的装束属于江浙模样，因此他们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广东人，曾在中山大学读书等等。他们听后很高兴，说我们是“老乡里”（即“老乡”，粤语。）大家起来让座。我们说“不要紧，站着没问题。”其中年轻的两人站起来，一定让我们坐下。他们自己换着坐，大家都很客气，这便是乡情作用。我与著名教授姜亮夫先生的感情一直很好。除学术上我跟从他学习，是我的老师，关系密切，主要是“同乡”关系。他是云南昭通县人，抗战时期在昆明云南大学当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当教育厅长；在解放战争中1949年与卢汉一起起义，促云南和平解放。我从小在昆明，一口标准的昆明话，算“小云南人”。我们教学都用普通话，而与他私下就用云南话讲。因此，感情笃厚。我去海南买东西，遇到浙江人，我说明我在杭州工作后，用几句浙江话说一说，价格就便宜得多。我长期研究方言，除说普通话外，能说较地道的海南话、广州话、昆明话。对西南官话，闽南方言、粤语方言都较熟悉。在浙江50多年，了解许多浙江方言的特点，故与人说话搭腔容易，得到照顾也很多。“故乡多，便宜多”，这是经验告诉我的，但别人认真地问我：“你到底有几个故乡？”我好像说清楚了，也好像还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