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司能与中书、枢密院分庭抗礼，三者面君频率几乎一致。
赵匡胤当政，往往亲自过问财计，三司使多是摆设，取旨行事而已。
赵光义又是另一个极端，倚重三司使的同时，惟恐其尾大不掉，更替频繁，几度废立。
赵恒登基之初，因为河北、河东、陕西战事，三司权利得以飞快膨胀，后又因连续七年大兴土木，坐实计省之名，也就是袖珍版的尚书省六部。
赵恒并不想限制三司权利，至少现在不想。
本来，国家大事即便得天子首肯，仍需按部就班的赴中书、枢密院、三司走流程，诏书等公文必不可少。
中书虽有决策权、施政权、中下层文官人事权，具体行政却由百司、州县去完成。
枢密院境地相仿，有决策权、调兵权、中下层官人事权，却不掌军。
二者均无行动力，还有御史台、三班院、审官院、吏部流内铨掣肘人事。
三司则完全相反，即是决策部门，也是行政部门，甚至设有自我监察机构，可由天子面授机宜而行事，无须制词授阁门宣读，学士院也就不制书，中书则无处署名……
赵恒早已习惯一言堂的便利，不愿轻易放手是一方面，不愿留下一个烂摊子则是另一方面。三司需要限制，但绝不能是现在。
他于二月十五日自亳州抵京，本想斋宿于玉清昭应宫集禧殿，却受累于光教院所上案牍，直至次日丑时中，仍然无法入睡。
三司内部混乱远超预期，文书账薄稽核尚未过半，纸面上差额就已高达四十万缗，经仓、库、场、务等储存之地再过一遍手，天知道还要添几分损耗！
更别说盐铁兵案这种要害部门的胥吏为了生存，常年染指诸州衙吏迁补事、本司官吏功过事，钱捞的不多，影响十分恶劣。
还敢在亡、逃、绝户等无主资产上动手脚，若无地方配合，绝不可能成事。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真要是一把火烧了，也就死无对证。
他忽然熄了杀人之心。
京畿胥吏过万，能杀多少？
追回赃款，防微杜渐，或许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先是，一道口谕震惊中外：“有司鞭笞所部罪吏三十以下者，无须奏闻。”
在此之前，在京百司主官无权鞭笞所部获罪胥吏，必须取旨行事，可一任主官任期多在两年，谁愿意去讨那个麻烦？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公事而已，犯不着……
然后，以刘纬权三司度支副使、管勾中央银行、筹置泉州市舶司。
接着是追赃。
许人自告，补赃不咎，仍可据等次入籍三班院。难以为继者没其家资充役，无子妾出民为妻。举告他人者，取被举者十分之一补赃……
于是，京畿躁动销声匿迹。
二月二十八日，三司文账审核告一段落，光教院录得账面收入三十五万缗。
也就是说，三司录得一百八十万缗的亏空，这还没算仓储损耗，那是另一拨人，多为赵恒亲信，许其自查自纠。
是日，三司使林特诣崇政殿请罪，长跪不起。
赵恒亲自下殿搀扶：“卿无须自责，换谁坐镇三司都不可能受困于案牍，卿与丁谓这七年兢兢业业，朕会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朕登基十八载，年没十万缗，也在意料之中。”
林特得丁谓提点，知道三司早晚会有一劫，一直洁身自好，慌而不乱：“臣有愧，今只追回八十三万缗，另有四十万缗无处追讨，余在筹集中。”
赵恒挤出一丝苦笑：“官吏各占几何？”
林特胆战心惊道：“几乎各半。”
赵恒摇头轻叹：“还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年年效仿今日，岂不是官不聊生？”
林特汗流浃背：“臣窃以为，来年断不至于。”
赵恒不以为然：“按下葫芦浮起瓢，难啊！”
林特不敢再辩，问：“光教院佣金如何给付？”
赵恒冷冷的道：“该多少是多少，凡无赃可追者，夺其生前所赐，罢其荫庇，以诫后人。”
……
四月初一。
刘纬上《泉州市舶司暂行条例》。
抽解条例与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基本一致。
但博买条例大幅度偏向海商，明确规定禁榷的货物博买不得不低于货主毛利三成，非禁榷货物的博买不得低于三年均价、不得超过货主所携货物三成。
并将货物成色的等次界定交由海商共同完成，人口贸易之外，无任何种类限制。
我之禁，许进。
彼之禁，许出。
最具争议的是泉州港十年运营权整体拍卖。
市舶司仅仅负责泉州港基础设施建设、日常沟通、贸易公证，抽税、博买之外，不做任何干涉。
十年期满，由双方根据年利润商定续约事宜。
如果不是“蕃人从宋刑统律”这一条例，文武百官会以为是蕃商入朝。
与广州市舶司争利之疑，也是百官诟病之处。
刘纬嗤之以鼻，早干嘛去了？
如今的市舶司之利，广州一家独大，占去九成，明州、杭州市舶司共占一成。
再说，广州市舶司的文书、账薄尚待稽核，不排除把都磨勘司、都凭由司那群“能吏”派去广州。
刘纬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利益最大化”。
十年之利、一朝给清，最让赵恒心动，左藏库再也不用今日五十万缗钱、明日三十万匹绢的周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