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1533年，葡萄牙人便在澳门建立起了市民议会。然而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议会”这个泊来品对于仅一墙之隔的明帝国来说，却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事物。因为在那时的中国，无论是饱读诗书的学者，还是忙于生计的寻常百姓，在心底里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坚信天朝的制度是最完善，最合理的。若说还有比这更高明的制度，那就只可能存在于儒家学者们一直鼓吹的三代理想社会了。天朝是世界的中心，是唯一的高等文明。那些红毛夷连毛还没有褪尽，他们所谓的议会怎能同等级森严的天朝体制相提并论。
而今中华帝国的国民们对自己的文明依旧怀有强烈的优越感，但议会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东西了。七年前，一个来自岭南的奇女子不但执掌起了天下的大权，更将红毛夷的议会制度传入了古老的中原大地。在几乎亡国灭族的情况下，中原的老百姓不但适应了女主的统治。对于与女主一同陪嫁而来的议会制度也一并接纳了。不过，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殊力量。任何一种“泊来品”一旦踏上中原土地，立刻便会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源生于欧洲大陆的议会制度当然也不可能幸免。
任何一个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或商人，当他们第一次见识到中华帝国的议会时，总会情不自尽地评价道：“真有中国味！”且一致公认这种“中国味”在帝国的地方议会中最为浓重。与欧洲独立自治的市镇议会不同，中华帝国的地方议会与帝国的行政机关一样，拥有着严明的等级与制度。县议会、府议会、省议会，逐级递升，上下隶属。此外，中华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司法长官均是由中央政府任命。依照女皇登基时颁布的《弘武宪诰》，中华帝国的国会是由帝国各省直选产生。帝国首相虽由皇帝任命，但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才能就任组阁。国会有权否定内阁，对首相提出不信任案，要求首相下台。同样的首相也可以主动上书皇帝要求解散国会。
而17世纪的欧洲市镇议会一般都可以直选市长。像威尼斯那样的共和国还可以直选“总督”或“执政官”。形成类似后世三权分利的制衡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华帝国的执政体系虽然已经明确地分成了内阁、议会、司法三部分。可实事上，现在的弘武内阁与弘武国会均由复兴党所把持。身为帝国首相的陈邦彦，同样也是复兴党的党魁。就算日后复兴党不再把持朝政，帝国内阁也必须是由在国会中占有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才能组成。这种设定能最大限度的揉和内阁与国会之间的分歧，使彼此的关系较容易协调，稳固国家政局。但这种设定从某种角度上，也让中华帝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高度熔合，甚至连司法权也未能完全独立，而是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熔合了起来。而作为皇帝的孙露更是一方面执掌行政权，另一方面又领导议会的立法工作。
因此在欧洲人眼中的中华帝国议会并不标准。也不符合后世流行的“三权分利”概念。当然，17世纪的欧洲仅有“分权”的理念，尚未形成三权分利的理论。因此，在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们更多的是用古罗马的制度来对照中华帝国目前的制度。认为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东方帝国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式的“混合政体”。即所谓的由君主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组成的混合政体。当然，也有人依照中华帝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高度熔合的特点，将其称之为“熔权制政体”。
无论是混合政体也好，熔权制政体也罢，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制度。就好象只有把鞋子买回穿上后才知道它合不合脚。不把鞋穿上脚、仅仅凭着远远地打量几眼，很难确定它合适不合适自己。同样的，普通百姓也不会因为红夷传教士的几句介绍便认为现在的议会制度不妥当。他们只会根据政策实施的效果去判定政策的优劣。
君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这本就十分迎合中国“明君良相”的政治文化传统。虽然自唐宋之后，相权一再地被削弱。直至明朝，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丞相一职。可就算废除了丞相，明朝仍旧出现了张居正那样的强势首辅。正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贤者未必皆能，能者未必尽贤。像朱元璋那般什么都想要包揽的帝王，最终只能适得其反。因此就目前来说，大多数人对这样的改动很是满意。至少眼前的议会在许多人看来总算是符合了天朝的体统。
虽然帝国上下已然渐渐适应了议会这个泊来品。但它终究是一个贯穿朝野的机构。无论是对帝国的士大夫，还是对贩夫走卒来说，他们的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说距离下一界国会召开尚还有两年的期限。可不少府县已经开始为地方议会的选举忙活了起来。七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两次国会的召开，至少让东南地区的缙绅们摸到一些有关选举的注意事项。虽说帝国国会五年才召开一次。但帝国疆域广阔，别说是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就算是与帝都南京毗邻的东南地区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万一因为突发事件，而错过国会，那可不是谁都能担待的。
此外，地方议会可不像国会那样形式大于内容。由于甲申之乱和东虏入关，使得整个中原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下。加上之前的弘光朝政府昏庸，政局混乱。至使中原地区的不少府县一度陷入过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关键时刻建立的地方议会恰恰填补了这些府县的权力真空。这使得地方议会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一定的实权。而孙露在军政管制时期，也一直对地方议会扶植有加。因此，比起由皇帝赐权的国会来，地方议会中气明显要足很多。也正是这些带有“中国味”的地方议会垒起了整个帝国的议会制度。
此刻，在松江府嘉定县张家村村口的“申明亭”。雪白的告示墙上，整齐地贴着三张告示。远远的看上去与普通的排门告示并没有什么差别。可就是这么一个寻常的小亭子，却代表了帝国议会系统中最基础的环节。告示栏上的告示大致是通知村民在指定期限在此选举出本村的代表前往县议会参加选举。如此重要的告示当然引来了不少乡民驻足观看。一旁的一个读过私塾的后生，正起劲地为他那些不识字的邻居们念着告示。
告示的内容对于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乡民来说并不陌生。类似的告示在这里已经贴过三次了。每一次都要求他们从村里选两个德高望重，乐善好施者去县城代表村里请愿。据说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去府里、省里见大官。甚至还能到京城见到女皇帝呢。对于这些淳朴的乡民来说选举可是一件大事。有谁不想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县城露露脸呢。当然他们也清楚这种好事可轮不到自己这样的穷鬼。因此候选人的名单便成了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嘿，你们说今年谁会去县城啊？”
“这还用问，那当然是张员外咯。他既是族长，又是村长，还是个举人呢！”
“什么举人。他那是举人缺，是个科贡官。顶不了事的。”刚才还在念告示的后生，满脸不屑地说道。前明的科贡官大多靠依靠钱财通路。不但地位与进士官无法相比，而且升迁机会极渺茫，即使少数能进身为大僚也常遭进士官的排挤。当然唬唬这些没见过多少市面的乡民还是绰绰有余的。
“张员外都顶不了事。你这韩半瓶就行？”不知是谁喊了一句，顿时就引得周围的乡民们一阵哄笑。眼前这个被称做韩半瓶的后生，本姓韩，据说读过几年书，却始终没能考上廪膳秀才。加之其家境贫寒，最终只能来张家村投靠自己的姑父务农。由于他没事喜欢酸上几句打油诗。时间长了村里人便给他取了个“半瓶”的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