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意识自己遇上了大麻烦，候方域最终还是决定把那麻烦请进门。因为放任其不管，那人依旧会通过其他途径去告御状。到时候追究起来，自己还是脱不了干系。况且他本人对此时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便将那人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经过一番仔细询问后，候方域大致了具体的情况。
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自称名叫刘富春，河南杞县人。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移民杞县的外乡人。原来，当初隆武内阁为安置李闯残部、南明军阀旧部在河南、安徽、湖广等地设立了不少农村公社。农村公社以五十户为单位，由国家提供房屋、农具、种子以及耕牛，并免除三年内的赋税。出于当时的战略需要，公社粮食只能由村公社统一收购后代为转卖。收购价格也由国家统一制定。而今战争早已结束，三年免征的期限也已过去。可河南等地的一些农村公社却依旧保持着战时的状态。在其他村镇粮食、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惟独在农村公社打下的粮食不仅不能拿出去卖，还得以比市价低廉得多的价格卖给官府。
如果光是这点村民们多少还能接受。毕竟这地是朝廷给的，就当是给官府做佃户也成。可官府催粮的数量却着实让人瞅着心寒。若说给地主做佃户缴不上足够的粮还可以同东家商量一下，适当地降点数量或是暂时先欠着。最不济，把地退给东家，撂担子不干，另谋生路。但这东家一但换成了官府，那可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上缴的粮食少一粒都不成。你若上去同官府理论商量，那就是刁民，那就是想造反，那就是大逆不道。有些村民觉得官府征收的粮食实在是难以承受，于是便要求把地退还给官府，想要外出另谋生路。然而这一要求又遭到了官府的拒绝。官府的理由是这地是朝廷派给你的，你一个蝇头小民怎能说撂担子，就撂担子呢。加之农村公社中的村民从前不少都是农民军出身。他们的反抗举动在不少地方官员眼中无疑就是在造反。故而地方官府对这些情况的态度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村民刁顽不化的表现。
另一边由于村子每年需要向官府缴纳大量的粮食。可换回来的钱却极其微薄，勉强仅能糊口。为此，农村公社的许多青壮在农闲时都会跑去邻近不是公社的村子去做短工贴补家用。更有甚者直接将家中的薄地留给了父母妻儿耕种，自己则独自进城务工。久而久之不少公社的村民也就习惯了这种做工为主种地为辅的生活。
然而驱使刘富春上京告御状的原因，却并不是出于当地官府高得离谱的缴粮任务，亦不是不满于被公社束缚的生活状态。而是因为他和他村里的乡亲在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了原先赖以生计的土地。
像同许多农村公社一样刘富春所在的村子也要向官府缴粮。可由于天灾的原因，村子这些年的收成都不好。官府虽多次催粮，却没有一次能完成任务。似乎是“怕”了这个钉子村，前年村里在缴完粮食后，官府就没有再为未完成的指标进村催过粮。村民也难得一次安安稳稳地过了一个太平年。可好境不长，去年秋收之后官府又来收粮。这一次的收粮指标远远超出了历次秋收。村民自然是缴纳不出如此多的粮食。只好故技重施继续同官府耗着。可谁曾想到，官府这次干脆不催粮了，而是直接告知村民，他们耕种的土地已经被抵押给了县里的富商周仁贵。如果村里在规定的视线内缴不出剩余的粮食，那村公社的土地将归周仁贵所有。这下刘富春等人可算是傻了眼。他们实在是搞不懂这公家的地怎么转眼就成了周家的地。
可还未等村民搞清楚状况，那周仁贵便带着一干“家丁”来收地了。见此架势，村民自然是不肯就此把地不明不白地交出去。好歹他们中的有些人当年也是在刀口上混饭吃的。谁怕谁啊。于是村里的老少爷们纷纷抄起了家伙把来收地的周仁贵等人堵在了村口。见此情形，那周仁贵也不甘示弱。好歹也是县里议会堂堂的议长老爷，岂能给帮泥腿子堵在村口。他当下便让人进城向县太爷通报了自己的处境。不一会儿，城里便来了一帮气势汹汹的捕快，人数虽不多，但手里个个都端着枪杆子。如此实力悬殊的对峙，结果自是不言而喻。十来名带头的村民当场就被捕快一并给锁了去。而刘富春等十四户人家则在当天也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听刘富春说到这儿，候方域不由深深地倒抽了一口冷气，惊叹底下的这帮人胆子也闷大了点吧。这天下才平定不过五年，人心肆野得很，要不是官府的衙役配备了火枪，保不定又会有刁民起势造反呢。想到这儿，候方域不由瞥了一眼神情沮丧的刘富春，心想此人能想到进京告御状，可见其本性还算淳朴。于是便宽声安慰道：“刘兄弟，你先别急。本官再问你几个问题。你可得如实回答。”
“哎，大人您尽管问吧。”刘富春连连点头道。此刻的刘富春无疑已将这位侯大人视做了能为自己和乡亲讨回公道的青天大老爷。
“你们村被抓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关在杞县大牢吗？”候方域紧锁着眉头关切的问道。
“回大人，俺走的时候，乡亲们变卖了财物换了点钱把牢里的人赎了出来。就是村长、王二癞、刘小全、高大郎他们四个，官府说是闹事的要犯不让放。”刘富春如实回答道。
“哦，那么说没出人命咯。那就好，那就好。”候方域长长地舒了口气。在他看来只要不出人命，这事儿还没有闹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但刘富春可不这么想，却听他不服气的说道：“大人您是不知道，被抓去大牢的乡亲可都是被抬着出来的。俺们找官府理论说，好好的人关进去，出来时怎么都成这样了。衙门却说是他们自各儿跌的。大人您听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嘛。俺上府里告状时，知府老爷对俺说，既然没出人命，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叫俺们别再闹了。还说别人巴不得离开公社，俺们现在能脱身，是前世修来的造化。可这公社的日子再不好过，咱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给人欺，不是吗？举头三尺有神明，天大的事都得讲个理字。官府卖了咱的地，抓了咱的人，总得给咱一个说法吧。要是知县老爷、知府老爷、省长老爷都不给个说法，那俺就来京城求皇帝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