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愤怒地重复道。
六个紧急医疗救护员和两名老师——瓦纳先生和克拉普教练——才把客货两用车从我们身边移开，移到了勉强能放进担架床那么远的地方。爱德华强烈拒绝坐担架床，我也试图拒绝，可那个叛徒出卖了我，跟他们说我撞了头，很可能撞成了脑震荡。他们给我上颈托儿时，我差点儿羞死了。好像全校的人都来了，肃穆地看着他们把我推上了救护车。爱德华坐到了前面。真是叫人受不了。
更为糟糕的是，斯旺警长在他们还没有把我安全地弄走之前赶到了。
"贝拉！"他认出了担架床上的我，惊慌失措地尖叫道。
"我很好，查——爸，"我叹息道，"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他明显没有相信我的感觉，转向离他最近的一个紧急医疗救护员问了第二个人对我受伤程度的判断。我把他放到了一边，去想那一堆杂乱无章地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无法解释的画面。他们把我从车边上抬走的时候，我看见那辆棕红色小汽车的保险杠上有一道深深的印痕——一道非常独特的印痕，与爱德华肩膀的轮廓正好吻合……好像是他用了很大的力，撑靠在车上把那个金属玩意儿给弄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