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走出院墙，我又回头立定在铁门口，一边嚼着玉米棒子，一边怡然自若地欣赏我家的新屋。
嫂子嫁过来的时候，二哥去当兵了，他退伍归来后，原本就挤挤巴巴的小木屋便更不够住了。后来，大哥和二哥俩人商量了一下，在木屋旁边盖了座青瓦房，瓦房不大，四四方方的，一条三尺六宽的通道连接着前门和后门，后门的左手边是大哥大嫂的卧房，右边那间是为他们将来的孩子准备的；前门的左侧是堂屋，右侧以堂屋为单位，分成均匀的两等分，靠门的那一半是伙房，另一半则是一个四方天井，天井中央摆了个大水缸，水缸里漂着半缸碧绿的浮萍。陶镇大部分人家的水缸都是棕黄色的粗土陶，可大哥烧的是晶莹剔透的白瓷，上边还画着栩栩如生的荷花和我喜欢的长尾巴师公鱼，大哥原想着给我养几条鱼，可我说什么都不愿意养，也不许别人养。六岁那年，我养过三条世界上最好看的师公鱼，鱼尾巴摆起来跟扇扇子似的，我花了无数心思装扮鱼缸，天天去井里扯最嫩的丝草喂养它们，可最后还是留不住。既然无论如何都是死，又何必徒费心力？从此之后，任何比我死得早的宠物，我都绝不再养。嫂子觉得水缸空着也是空着，每次遇到便宜又新鲜的鱼，就买几条回来放在里面养着慢慢吃。
青瓦房建好后，我和二哥还有三哥仍旧住在木屋里，准确来说应该是睡在木屋里，因为吃饭、看电视、下棋玩扑克什么的都是在青瓦房堂屋里进行的。青瓦房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方天井。那就像一个天然剧场，每天每时每刻都上演着不同的情景剧。天晴时，阳光从一方无声无息地移到另一方；微风细雨时雨声滴滴答答；大雨的时候哗啦哗啦，有时候还雷电交加，就像交响乐一般。最有趣的一次是雨点敲打着浮萍，嫂子买的两条大鲤鱼倏地上演了一出鲤鱼跳水缸，离了水的鲤鱼在天井里叭叭叭地又蹦又跳，滑稽又好笑；冬天下雪的时候，一家人坐在堂屋烤着火红的炉火，天井里纷纷扬扬一片雪白，又是另一番风景。
算上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加上在深安市的六年多，我已经七年没回过陶镇了。我记性一向不好，都快把这个地方忘得一干二净了，真不敢相信，眼前的小洋楼是我们的家。昨天夜里太黑，只能瞧见它的轮廓，这会儿看着，我还是觉得跟做梦一样。
“二哥，这屋真是咱家的？”
“别人都说咱家这房子整得像灵屋呢！”二哥两手插在休闲裤口袋里，也仰望着那两层建筑，展开刘二虎标准的二痞子式的坏笑。
我不以为意，满不在乎地抬了抬下巴，“那也是好看的灵屋！”
出了院子，走下七级石阶，十米开外，北向是一个车库，车库里有一辆白色东风，车库旁一棵双人才合抱得过来的大樟树，光秃秃的树枝张牙舞爪地刺向了天，似要把天空戳出一个个的窟窿眼来。我身旁有一丛落了叶的灌木，瞧着就是一丛柴火，我习惯性地捏着一根干枝，轻轻一折，咔地一声就断了，又干又脆，若是扔进火炉子里，定然烧得毕剥响。不知哪儿来一只灰麻雀，倏地从我眼前斜刺里飞过，落在右边的梨树上，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什么。
那年，小木屋盖好后，大哥在后院栽种了两棵梨树。春末，百花凋谢的时候，梨花开了，团团簇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那不是花，是打棉被的大师傅把一蓬蓬雪白的棉花弹到了树上。秋天，梨子的皮还绿着，腿长脚长的二哥就时不时爬上树去，选一个当阳的黄屁股的摘下来，切开了全家一起尝，刚开始的时候都涩得很，等到香甜可口的时候，树上的梨已经被我们尝掉了一大半。熟透了的果子，风一吹就掉地上了，也有些是被鸟儿啄落的，我常做的事情就是提着竹篮在树下捡梨，掉一个捡一个。多年后，一家人坐在青瓦房堂屋看电视，电视里有一个虔诚的教徒说她从不吃有生命的东西，水果只吃树上掉下来的，我不假思索地反驳：“谁说从树上掉下来就没生命了？再说，被风吹下来的，被鸟儿啄下来的，跟用手摘下来或者跟竹篙打下来的有区别吗？”
三哥答得一本正经：“有啊！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我扁了扁嘴：“叫我说，这姑娘就跟三哥你一样——挑嘴儿！但凡掉地上的，只要不是腐烂得不能吃，百分百比树上摘的甜。”
“好好的怎么又说到我头上了？”三哥无奈地道。
“难道我说错了吗？”我笑眯眯地瞅着三哥，“要不今晚上煮个鸡蛋，我吃蛋白，你吃蛋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