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池落入北魏之手，这让刘义隆极其不满。
人在愤怒的时候，总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以泄心中的怒火，骂人、摔东西是普通人比较常用的技俩，但刘义隆贵为一国之君，他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早在仇池之战的上半场，宋军还很是顺风顺水，刘义隆自然喜不胜收，特别任命刘真道为雍州督导官，裴方明为梁、南秦二州督导官，以资鼓励。
这两人都是西部战场上的中流砥柱，且战功赫赫，此举当然是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国家繁荣昌盛做出更多贡献。
裴方明当即表示，保卫边疆是份内之事，就算不升职加薪，也会全身心投入，为表明心迹，坚决辞让中央的任命，不肯就职。
刘义隆的感觉比较怪异，欣慰占一定比重，但更多的居然是嫉妒和怨恨，嫉妒在官场上竟有这种赤诚之人，大出自己所料，怨恨一个臣子竟敢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公然让君主难堪。
此时刘义隆选择隐忍不发，但很快仇池失守，他内心的愤怒开始变得不可理喻，虽对北魏无计可施，但对付自己的部属总是轻车熟路的。
443年7月25日，仇池的战火刚刚平息不久，刘真道和裴方明同时遭到指控，说他们在仇池之战中，侵吞了大量金银财宝和名马，依律下狱处死。
事件发展得尤其迅猛，半点征兆都没有，不但当事人满脸问号，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哗然。
这两人可能在军事才能和名气上都比不上檀道济，但遭遇却并无二致，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时并非愚忠，只因无处申诉，而又不想当乱臣贼子，最后终于只剩下一条死路。
这就是****社会的悲哀，正义从来都只是服务于当权者的利益。
拓跋焘也经常杀人，只是杀人理由比刘义隆的更显充分一些，而且很少砍人脑袋，多数时候都是让当事人自行了断。
皇子拓跋俊的母亲早些年因为得罪拓跋焘而遭诛杀，拓跋俊也受到牵连，变得既没今天又没明天，便选择破罐子破摔，荒淫不法，肆意妄为，终于惹怒了父亲大人。
441年3月28日，拓跋焘下令把拓跋俊从王爵降为公爵，以此作为警示。
却不想此事成了拓跋俊爆发的导火索，连同杀母之仇一起结算，暗中动员府上亲兵叛变。
拓跋焘得知之后，真是满心的恨铁不成钢，擒获拓跋俊后，忍痛让其自杀。
到了第二年底，拓跋焘让政府行政官李顺，评审文武官员的等级，用作将来封爵的标准，结果李顺收受大量贿赂，以致评审不公，遭到凉州人徐桀的实名举报，拓跋焘想起之前讨伐北凉时的种种，认为李顺欺君误国，也让他自杀。
拓跋俊和李顺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个人，一个是皇子，一个是昔日的宠臣，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可想象。
当然相比刘义隆，拓跋焘并没有把这种事置于过高的位置，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开疆拓土和宗教信仰上面。
随着一统北方，拓跋焘的野心其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但也仍有很大的余地，那就是南吞刘宋、北灭柔然。
至于宗教信仰，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十分鄙夷，而对道教异常推崇。
当时道教的当家人物寇谦之，就是拓跋焘的座上宾，也是重要幕僚之一。
441年底，寇谦之向拓跋焘呈献了一项颇有建设性的意见：“陛下以真君之体，统御天下，建立净轮天宫大法，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这种盛况，应该登台接受符箓，用以彰显圣明的恩德。”
没人会拒绝炫耀自己的机会，拓跋焘欣然接受。
442年正月7日，拓跋焘乘坐法驾，登上了新建的道教神坛，正式接受符箓，旗帜一律用青色。
从此时开始，北魏新皇帝登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符箓，成为一项传统仪式。
寇谦之接着又奏请兴筑静轮宫，而且宫殿要足够高，高到听不见人间的鸡犬之声，用以接近上界的天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