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而李成坤虽然从来认为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却没有好人和坏人。但是他很大程度上是个军人，而不是政客，对自己还是赤诚以对，更没有什么害人之心，如果真的有害人之心也是对那些汉奸和日本人的。
束星北刚到哈尔滨就认识了刚从德国回国不久的王淦昌，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宵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Ｂｏｈｒ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近年来，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例了，对中国原子弹研制和和平使用核能做出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三七年的时候，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先抵达到上海，后应邀到了哈尔滨到哈尔滨大学做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玻尔从中国回去后，不断收到中国几所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李成坤向他介绍了相关的科研机构，并带领他们去参观后，这些教授看了都感到比较满意。这里虽然环境简陋了些，可是他们还是看得出那些仪器设备都是顶尖的，花费肯定不会小，想从前在浙大的时候，各种原本就极少的科研经费经常被克扣，这里简直是天堂。新建起来的学校中最先建起的就是教学楼、试验楼、图书馆和住宿楼，其中教授们的住宿问题是重点解决的，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当研究雷达的项目被送到物理系的时候，束星北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长时间以来，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制水平比较低，加上得到的也是最基本的东西。这里面的原理对于束星北来说一点就透，很快就根据“电磁波探测器”的原型，自己制造出一个更加简练、实用的“电磁波探测器”来。可是这东西使用起来问题很多，相当的不实用，探测十分模糊……
束星北用少量的时间用来代课，课余的大多数的时间都用于“电磁波探测器”的研制中去了，他不仅带这学生参与了“电磁波探测器”的研制，也在研制的过程中培养起一批“电磁波探测器”研制的专业人员。两年后他研制的“电磁波探测器”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使用了这个东西成功的探测到了一公里外的一架飞机，“电磁波探测器”也被他们在内部称呼为雷达，这个称呼在正式定型装备部队后被公开。
看见了希望，束星北和研究小组以十分的热情投入到研究中去，可是，精确性、实用性、距离、体积都成为了制约因素，他们还必须要翻越一座座大山。认准了方向，半途而废从来就是不是束星北的作风，他们废寝忘食的对现有的雷达装置加以改进，一次次的缩小体积，扩大作用范围，更加精确的定位，其后他们又花费了三年的时光，终于让雷达装置在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性能。
试验中取得成功让他们欢欣雀跃，接下来的需要解决的生产出实用的雷达而不是试验的雷达，当他们攀越过了一座座难关的时候，豁然发现自己的前方虽然豁然开朗，远处却还有更高的高峰等待自己去攀登。在他们研究过程中，发现雷达的作用远远未完全发掘出来，它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而生产出来的仅仅有侦察警戒雷达、地面引导雷达、飞机截击雷达。探照灯雷达和高射炮雷达等雷达也在后续的开发中，束星北甚至提出了研制炮校雷达建议。目前战局一触即发，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用实战来检验雷达的效能，将刚刚完成的雷达运抵到了战场前线。
①中国第一部雷达就是束星北在抗战时期研制的。我写束星北先生，不仅是因为他是中国的雷达之父，更因为他的那些正派的作风，相比现在那些所谓教授、学者，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更有理由给予他最高的赞誉，对他任何称赞都是不过分的。教授、学者有时间还是多做点研究研究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束星北教授的生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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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一月八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