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飞行的运输机的舱门突然打开，机舱内的警报突然响起，得到指示的士兵抱起挂在身上的降落伞快速的跳出了机舱。夜空中飞机的速度并不是很快，风速很低，跳伞的人并未分开很远，很快就集结起来。这些降落地点都是经过了他们反复的侦查后加以确定的，虽有些偏僻，却保证了安全和行动的隐蔽。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的士兵，迅速将降落伞收拢一起埋藏了起来。埋藏好了后，他们互相整理了一下衣着、武器装备，最后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才钻入到茫茫的夜色中。
身着灰褐色军服、头戴三五式标准头盔，手中拿着一支冲锋枪，任是谁也无法分辨出他们和真正的中**人的区别，甚至他们连士兵牌和部队番号都伪造得一模一样。这些东西只能在前线部队和后方部队中制造混乱，如果可能，尽量的避免和别的部队的接触。对于这段时间的训练很有把握，他们也清楚中**队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活动多了很容易露出马脚来，中**队中情报部门和反谍系统活动力极强。
中泽三夫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渗透也打响了惨烈的四平战役的第一枪，双方都早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就如同两个庞大火药库，虽然这段时间平静得有些可怕，双方却都很清楚，只要任何的细小摩擦就足以点燃。中泽三夫很清楚的是，四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失去了四平，也就失去了向北抵抗的门户，辽宁的大门彻底的向李成坤打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谁都无法预料。中国人切断后勤线，却未能全力破坏，做为一个出色的担负特殊任务的情报部队指挥官，他一直在怀疑中国在破坏这些交通、补给线的时候时候并未用尽全力，仅仅是细微的破坏，对全局根本没有太大的影响。
中泽三夫如果当时看看那些被炸掉的物资，或许会立刻发现出其中的异样，无奈，那些物资数量巨大，被破坏的也仅仅是少量部分，所以那些接收人员也没有太过仔细。他们都没有发现各种物资准备很充足，然而那些重武器补充却十分的缓慢，武器弹药补充很多，却很少有配件运送过来……而那些被炸的物资，却恰恰都是这些没有能够运到的物资，这比整列整列的炸毁运送物资的火车和破坏铁路和公路交通要难得多，所需要的情报也更加精确，如果敌人已经做到这步，那么他们发起这场大战的目的就很值得怀疑了。很可惜的是，直到战争打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想到了这些……
车水马龙的大武汉，夜晚的霓虹灯下根本感受不到这是个战乱的国家，如果不是路边随处可见的逃荒来的百姓，真的还以为这个国家是一片升平的景象。在初期的动荡之后，已经很常的时间没有日本的轰炸机光临这里，老百姓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那些达官贵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如丧家犬一样落荒而逃的经历，一头扎进了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中。老百姓却在恢复了平静生活后，脸上还带着一丝的忧虑。
这个时候，各地落荒而逃的人士汇集到了这里，也反常的带来了这个华中重镇的繁荣。商人们、学生们、逃荒的老百姓和农民、溃逃的士兵和伤兵……人口的增加，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相当的困扰，粮食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三倍，而且还在持续的增长。唯一的好消息是，李成坤已经同意了从他们的军粮中运送一部分来缓解粮食紧张带来的压力，正是这个消息，也让疯狂上涨的粮价也缓了口气。
各式人物汇集武汉，也让各种的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了江城，对时局国家的评论对于陷入困境中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很有市场的，各种争论也从报纸刊物蔓延到知识分子、学生和老百姓中去。其中影响很大的是报纸都是南迁的，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中华时报》。前两个刊物《申报》和《大公报》都是私人办理的，言语中多流露出爱国热诚，很多文人为这两个报纸执笔，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发行量相当大。
而最后的异军突起的《中华时报》却是最近才公开发行的，一系列翔实的战争报道让它迅速在占领了这个庞大的市场，报纸中的语言是真实而富有激情和战斗性的，让人无法自拔。他们对时局的把握十分的恰当，分析起国内国际关系头头是道，旁人很难对他们严谨的语言做出反驳。很多人都猜测这个报纸的幕后指使人是李成坤，如此详尽的报道，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可以达到的。唯一有能力做到这点的仅仅有中央政府和北方的李成坤，中央政府自己有《中央日报》，不可能再重新办一份报纸，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有知情人甚至煞有介事的说，国民党高层甚至是委员长都有阅读《中华时报》的习惯，从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然而这些仅仅是流传于民间的流言，并没有人加以证实……
然而事实上，蒋介石的桌子上的确摆放着这样一张报纸，报纸刚刚确定了版面，印刷的第一版就会被国民党政府机关拿走，这时距离报纸公开送到各个发行点还有好几个小时。蒋介石感兴趣的是，这里面的详尽的事实，所有的论证都有比较翔实的论据做为补充，无论国内外形势都判断十分的准确。蒋介石无意间看了这份报纸后，就下令给每个科室除了《中央日报》都订购了一份。蒋介石并非是因为大量才如此，而是这份报纸十分谨慎，国内外形势介绍评论外，对国内的报道也比较真实。
他们最主要宣扬的是全民抗战，激起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契、抵御外敌的勇气和决心，这在国家已经对日正式宣战的情况下是很有必须要的。最让他满意的是，它宣传的那些主张，都是围绕“三民主义”来进行的。针对实际出现的很多问题，他们都委婉的提出批评，认为国家制定政策有利益人民，但是执行人却阳奉阴违，残害一方。建议削弱这些官员的权力，加强民众对他们监督，彻底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相比中国**《新华日报》，这种轻微的职责根本算不上什么。蒋介石对此毫不在意，他丝毫没有发现，这些小的问题都是实际中全国都容易出现的问题，都很具有代表性，而报纸上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办法。这是一种在“三民主义”大框架下对中国现行政策改良的最好办法，报纸只是借助这些事情来说明这些道理而已，为此他们可谓煞费苦心，可惜蒋介石丝毫没有意思到这是李成坤借助报纸对他的诤言……
蒋介石没有意识到，然而另一个人却敏锐的注意到了这里暗藏的意味。当**拿到这些报纸的时候，陷入了沉思，当询问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事情的原委后，爽朗的笑了起来，“这个李成坤可是又白费力气罗！要是蒋某人这么容易就被人说服了，我们也不会和他打这么多年！不过他们想到这种办法来劝说，也是很下了番苦心，也付出了不少代价的。既要人容易接受，又不伤人感情说清楚道理，这个李成坤纳……”
蒋介石在翻阅报纸的时候，陈诚来了，陈诚向他汇报了最近日军的一系列动态，“据报，日军精锐的部队已经从上海附近撤军，代替他们的是日本新组建的部队，在各个出海口的日军军舰数量大为减少，不少航线都出现了兵力空虚导致无法封锁。日军只好在这些出海口布置了大量的水雷来代替海军和飞机的封锁。英国再次也开放了滇缅公路，我们进口的物资已经开始从云南开始转运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