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车臣大山贼纳赫切金的指引下，炎汉镇军将军萧銎三箭射死车臣酋长萨米利。萨米利的部下惊呆，纳赫切金的部下向他们高呼招降，于是许多人投奔了纳赫切金。
赵矜立纳赫切金为车臣与印古什大酋长，将先前俘获的车臣、印古什人民与若干牲畜移交给他，叫他招聚车臣、印古什各部，占据与格鲁吉亚相邻的地区。纳赫切金既与阿塞拜疆王子额尔钦姆有交情，又佩服赵矜厉害，果然听命，渐渐把车臣与印古什各部重新统合起来，实际上成为炎汉的附庸国，与阿塞拜疆相呼应。如此一来，属于炎汉一边的阿塞拜疆王国、车臣酋长国与属于伊儿利一边的格鲁吉亚王国、亚美尼亚王国基本上旗鼓相当，炎汉在高加索地区的势力得到巩固。
赵矜立了纳赫切金，辞别额尔钦姆，留下龙骧将军李圭镇守旷州，使镇军将军萧銎于赞州屯兵，这便结束南征战役，打道回府。路上白雪飘飘，一派“千树万树梨花开”、“风掣红旗冻不翻”的壮丽景象。
回到安汉府，犒赏将士，酬答客人。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几位名士，赵矜这才有空与他们设席烹茶，亲切叙话。
关汉卿与赵矜相交已熟，不必赘述。其余诸位，乃是周密、刘辰翁、余景仁、汪元量。
周密号为华不注山人，不仅学问深厚，而且精通药理。他是南宋吴兴人氏，曾任义乌县令，宋亡后不仕于元，隐居山野，行医为生，作词消遣，是南宋雅词派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
刘辰翁号为须溪先生，江西庐陵人，是文天祥的同乡。他是进士出身，精于文学评论，曾任临安府教授，宋亡后不仕。
赵矜问刘辰翁临安如何，刘辰翁感慨莫名，怅然起立，吟诵一首《柳梢青》：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词未吟毕，声泪俱下。赵矜为之动容，抚着刘辰翁的肩膀，安慰道：“先生忠义之人，不忘故国。且莫感悲。有朝一日，我引大军光复故土，与你重游临安城。”刘辰翁深深拜谢：“倘能如此，我辈死而无憾。只愿大王早日成功。”
汪元量号为水云道人，钱塘人，原是南宋宫廷乐师。房氏兄弟早已闻其大名，皆道：“不意汪君到来我国！这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汪元量虽是一介乐人，却深有爱国情怀。临安沦陷，谢太后出降时，汪元量想要逃出去，投奔张世杰、杨太妃。然而元军将宫廷围困，脱身不得。汪元量在一众妃嫔、宗室、宫女、乐师之中，被押送到大都。他不愿为元廷弹唱，终于想了个办法，出家为道人，这才得以脱离元廷，逃出大都。
现在对着炎汉大王，汪元量才乐意重展他的清越歌喉，为君王歌唱一首《满江红》：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
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
花覆千官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
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
人去后，书应绝。
肠断处，心难说。
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
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
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赵矜听罢，叹道：“好一个‘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
汪元量道：“此非小人心裁。乃是有感于文丞相诗词：‘从此别却江南岸，化作啼鹃带血归’。每每吟此，悲不自胜！”
在座众人感伤莫名。房氏兄弟皆呜咽，平时拿手的逗乐话儿都说不出来了。孟氏兄弟的黑红脸膛都被泪水浸过似的。他们都是南宋遗民，听到汪元量如此凄绝的歌声，身为男子汉也不禁泪如雨下。
赵矜是一个现代人，原本没有他们那种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到现在，终于能够感同身受了。
汪元量唱罢哀泣，触动衷情，差点儿晕厥在地。赵矜忙把他扶住，劝道：“你身体弱了些。来我国之后，且放宽心，从事一些锻炼。有你和关老哥在，我要推行中华文化，便有了很好的人材。因此，你有责任的啊，不保重不行。”
汪元量听了，激动地拜倒。没想到自己一介小小人物，竟有这样的使命。他在宋亡之后，极度心灰意冷，词曲中不但抒发对亡国的悼念，也自责自己一介乐人，无法为国家出力。他在长词《莺啼序?重过金陵》中写道：“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余音亹亹。”
一般的乐人不知亡国之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只顾为新主献媚。汪元量宁愿出家流浪也不肯献媚元廷，他对于抢先投降的谢太后之流十分愤恨，怀着满腔悲愤痛斥：“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对于身居高位而不能为国效忠的士大夫们，汪元量极度鄙视，说他们：“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清谈到底成何事？”
赵矜扶起汪元量，再三劝他节哀，从此放眼光明前景，为炎汉推行中华文化服务。然后又对关汉卿道：“关老哥，来到我这里，你可以放心了。你那些控诉元廷残暴、贪官污吏为非作恶的戏剧，可以尽情演出，不会有人再敢砸你戏台。你可以挂个牌子：‘王兄关汉卿在此演出，恶人止步。’”
关汉卿呵呵而笑，摇头道：“非也。小可不宜挂此牌子。小可宁愿做个平民，专等恶人来砸戏台。若有人砸，大王便可令有司访查，擒其主脑，必是贪官污吏无疑！”
赵矜拍手道：“好办法！”众人皆笑。于是赵矜再开导他们一番用中华文化促进炎汉各族融合、丰富生活、安定社会的意义。众人茅塞顿开，都充满了使命感，十分振奋。
只有一人，好像无动于衷的样子。赵矜一看，是那文载先生余景仁。因他不爱说话，一味正襟危坐，赵矜倒把他给忽略了。这时才注意到他，赵矜忙道：“余先生，听说你才高八斗，我倒也想听听先生的佳作。”
余景仁摇摇头道：“诗词歌赋，所谓艺术，乃是末学。君王若有心于治道，鄙人尚可陈说一二。”
这话一说出来，不但赵矜扫兴，众人亦觉没趣。
艺术怎么是末学了？诚然，君主过度专注于艺术并不可取。有些君主，文化造诣甚高，武略全无一点，往往成为败国*。像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便是榜样，又像清朝乾隆皇帝，号称一辈子写了几万首诗，超过全唐诗的总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所谓的“康乾盛世”，正是中国被西方赶超的时代，社会长期停滞，民智严重倒退，从此积弱难返。
不过，适当的艺术，有益于人的心智扩展。自古英武有为的君主，往往艺术造诣也是不浅的。魏太祖曹操、唐太宗李世民都是杰出的诗人，并且精通音乐；就连寒微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也能吟几首铿锵有力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