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举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三年举办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选考试称为“乡试”或“解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中央级的考试。
同时宋朝严禁“行卷”和“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
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
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
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之前还要进行搜身。
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
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
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
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样一来，宋代科举制大大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颇为不凡。
而且学术上也有成就，著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
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还有就是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
这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说了，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
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真正的打开了通道。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
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包括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
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
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
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
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
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
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的改变命运。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
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
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们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是学界的共识。
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不过正所谓有利也有弊，虽然文化事业繁荣昌盛，但这都是重文抑武带来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于汉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说，科举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变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不能视为科举制实行程度的证据，就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样，只是形容的语句，不能作依据。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两句话，算是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兴于文人之手，也亡于文人之手吧。
毕竟是一个士大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两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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