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对工业化的意义，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中国今天发展如此之快，在他们看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工业化的成功。
此时，有一位提出一个问题：“科技进步这个词，不是更为专业吗？为什么非是工业化？”
其实，这个问题潜藏在冬子心里也有一会了，毕竟，要说工业，冬子对它的第一感观，就是容钢。刚才那们火药专家对打钢铁有一种过分的推崇。而冬子知道，容钢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了。而打败它的，是最新的冶炼技术，可见，与其说工业化无敌，不如说科技进步无敌。
但是，整个酒席上，冬子不敢开腔了。这一帮子专家，就是喝多了说胡话，也比冬子高几个档次，连他们随意冒出来的专有名词都听不懂，如果冬子与他们进入深入交谈，得到的效果，只能是：降维打击。
“工业化的迭代与发展，当然包含着科技进步。”火药专家继续说到：“但是，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包括工业化的技术、设备，或者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社会、制度、教育、生产基础，得到的科技进步，也是一盘散沙，无法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与体系上的整体跃升，也就是说，单纯的一把枪征服不了世界，单纯的技术进步，维持不了生产力。”
他这个观点，得到了部分人的肯定，但也有个别喝了酒的伙计，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是直接挑战论点，而是挑战论据。
“我们都是实在人，莫乱讲大道理，你举例说明。”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辩论手段，意思是，你光讲道理，说服不了我。你得讲例子。但是，你讲个别例子，我又可以说，你这是孤证不立。你例子举多了，言多必失，我就可以找到你的漏洞，攻击你。
“有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关注过，也思考过。”火药专家停了一会：“我们身在西安，对此体会尤其深刻。”
冬子的猜测没错，他要拿我们的传统历史说事了。西安是什么？是千年中国古代的光辉史，是制度文化发展的进化史，发生在这里影响我们数千年的事件，都从考古中挖掘出无数的证物，证据充分，立论有据，完全可以证明一个普遍性的道理。这种以一当百的证据，在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了。既文献的描述，又有文物的证实，太扎实了。
“我们有个光辉的时代，兵马俑的铜车马，金属构件的精密与物理结构的合理，简直就像是工业时代的精密机器一样，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造出来了。当时对磁铁的运用不仅在罗盘上，也在宫门安防工程中。更不用说，文献记载的《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之类的技术进步，要说，哪怕我们等西方五百年，他们也追不上我们的技术水平，对不对？”
火药专家，居然没有列举四大发明中的火药，读书人也没列举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当场就有人提出疑问了。他解释了自己不太用那几个例子的原因。
其一是因为造纸术，这东西好像是在利用纤维的特点，但毕竟属于一种经验摸索，当时的科技含量，低于纺织技术的发展。只是它对文明传播的社会意义巨大，才被列入的。今天只讲科技水平，要让它们与今天的科技模式有具体的可比性。所以，不是造纸不重要，而是无法进行比较。
关于火药，在他看来，更像是炼丹家瞎撞上的结果，有点运气的成分。虽然它的产生，符合实验科学的规律，但毕竟目的不纯，生长于玄学的环境里，拿它来举例就抢了玄学家的风头。况且，他到最后还要说这个事，不必重复了。
而活字印刷术，是一种机械革命，但更像是手工艺的进步，是传播文明的巨大手段，但本身所含的与近代科技类似的成分，少了些。
而铜车马的机械复杂程度、合理程度，所使用的基本原理，与今天的工业机械相当类似。所谓指南针罗盘，都是地磁现象的运用，在今天的科技发展进程中，它依然是热门学科。所举的两本科学技术书籍，因为其整体性与系统性，完全可以作为祖先们科技发展的百科全书，它们中所记载的成百上千种技术，就相当于成百上千个例子，说服力足够强大。
他这一解释这个例子的代表性，冬子马上明白了，这个人太聪明。举例说明一个问题，往往会被别人归入特殊性例子无法说明普遍性原理。我梦见了你，不能代表你也一定梦见了我，打比方与举例说明，我们古代最常用的说理方式，但大致上，它是不太严密，不太科学的，得出的结论，很容易被人驳倒。
但是，这种包容性与广泛性，他用来举例，只要他运用得当，就完全可以以一当百，说明问题。这或许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思考题，好的问题，就是最优质的智慧资产。
后来的结论，根本不需要火药专家详述了，因为大家自动地补充了答案。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仁人志士苦苦思考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对我们传统历史充满热爱的人，都要寻找的答案。就连冬子这种根本与科学不沾边的人，也都对此问题充满了疑惑。一个优秀过分的老大，怎么就沦落到后来割地赔款的程度了呢？
如果我们当年真的是完全不行，完全腐朽，那它为什么，又没被灭族亡国，为什么在今天，又重新站起来了，是什么让它仍然保留着重新复兴的生机？基因何在？
“其实，我们的所有技术进步，都没有被演化为工业化，整个农业架构下的社会，因为其过于发达，所以没有产生工业化的动力。吃饱了的人民，没有工业化的迫切需求，所以工业化的前提，是彻底抛弃农业生产生活与社会模式的决心，不得不向工业化向死求生的全民族意志，不如此，新的工业化思维，也会一次次像戊戌变法一样，胎死腹中。”
他这一番言论，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冬子想到某位伟大人物的言论，但此时，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如果没有打破旧世界的决心，就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
有的伙计还补充了当年欧洲工业化的原因。教会压迫与科学思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农业生产完全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的大量战争，航海时代对技术的迫切需求，大型瘟疫对医学的要求，战争对火药改进及武器进步的要求。任何一种需求，都是非常要命的，到了不进步就得死的程度，所以一种全新的体系，才有机会确立起来。
“体系的确立，才是工业化的根本，这需要全民的共识及探索的精英。要打烂旧有的秩序与财富，不是生与死的考验，人们是下不了决心的。所以，近代中国的生死考验，才是促进我们进入工业化思考的诱因。”
这个问题算是说明了他的论点，大家都同意。但还有人提出问题：“你还是说说，为什么工业国打击中国传统农业国时，我们就一直没亡国，内部生长的基因，今天让我们重获新生，为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不是说降维打击吗？它为什么存活下来了？我们没有印第安人的命运，其它三个伟大古代文明都消失了，为什么我们还在？
“因为我们在农业时代积累的文明成果太丰富太强大，以至于元朝、清朝虽然是外族进入，但依然要使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体系，为什么？是他们主动的选择吗？既然武力征服了，为什么不敢摧毁孔庙？是他们不得不服从这种文明的体系。因为，这种文明历经几丢掉的战乱与冲突而不倒，是因为它的积累太厚，是全方位的厚实。就像西安一样，不仅有厚实的城墙与深埋的古墓，还有大雁塔所代表的文明交流，有碑林所显现的精神财富。当年打中国的工业国，虽然是降维打击，但他们工业发展才起步，再精干的狼，要打死再虚弱的大象，也是有难度的。”
这个比喻太好了，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只解释了不死，没解释新生的原因。
而解释新生原因的人，恰恰是这个交大的教授。他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们文明内部的。“我觉得，我们进行工业化新生，除了被迫救亡图存外，还有文明的基因。比如，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到第一位去重视。中国的道家，讲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法自然，所以，中国人追求科学技术或者工业化，在哲学思想与精神内核中，是不矛盾的，祖先给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就种下了种子。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文化的多样性，诸子百家，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套不通那套通，所以，祖先预备了许多礼物，我们发现，总会捡得到适用的家伙，总会有趁手的工具。就连你刚才举的两本书，虽然不是科举的圣贤书籍，但不是也流传下来了吗？”
这算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了，冬子听了，觉得很过瘾。
从饮食角度上讲，近代我们好像遇到了天灾，粮食颗粒无收，好像人都快饿死了。剩下一点往年余粮，也被人抢走。但是，我们祖先早就留下了书籍与智慧，说吃草也可以续命。比如《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几千种可以吃的草，不仅可以吃，还可以救命。
文明的丰富与多样性，是祖先留给我们生命的强韧度。如果没有这种强韧，我们恐怕早就不在了。这就是多样性与深厚性的力量，它们让我们成了大象，哪怕病了，也还有体积与重量的威力。
还有一种生存能力，叫杂食性。人类就是典型的杂食性动物，这个特点，让人类抵抗饥饿的手段变得丰富起来。在社会与国家存亡之时，你文明的留存多样性，就是杂食性。而你文明中的特殊性，就相当于食谱上的独特性。比如，大熊猫大巨大自然灾难中留存下来，在于它的独特性，吃竹子。别人动物根本无法根它抢食，因为消化不了竹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