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的形成
汉代律令制的发展，到唐代已臻于成熟。以刑律而言，如对少年、老年的特别规定、社会防罪、告诉乃论，乃至国际刑法等，较之今日刑事思潮，并不逊色；以令、格、式而言，将政府组织与职能，以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等，均予以法制化，上下易于遵循，这是官僚政治的一大进步。
正好此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与隔海的日本，努力建设国家，乃大量摄取唐朝律令制度。可惜今日有关新罗法制史料的遗存极少，尚幸日本保存了大宝、养老令以及律的残卷，尤其是养老令。正巧地，唐令大多散佚，而律文差不多保存。因此，藉唐律可使日本养老律获得相当程度的复原；而籍日本大宝、养老令，也可使唐永徽令、开元前令获得相当程度的复原。这种互补工作，正是当日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整体而言，七、八世纪之际的东亚，已自成一历史世界，这个世界是以中国文化的普通性存在为其特征；其普遍要素之一，就是律令制度的行用。其后，尽管中国有宋、元、明、清诸朝的递嬗，朝鲜半岛也有高丽王朝、朝鲜王朝的更替，日本进入武家政治时代，越南自十世纪中叶脱离中国，在建国过程中，也出现几个王朝。凡此地区（或曰东亚世界）的政治变迁，皆不影响律令制度的摄取。
例如高丽王朝的法制，是采用唐制；李氏朝鲜时代，是采用大明律，并仿《大明会典》编纂《朝鲜经国典》、《经国大典》等。日本诸藩的法条，乃至明治维新后的《暂行刑律》、《新律纲领》、《改定律例》等；越南阮世祖的《嘉隆皇越律例》、宪祖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以及琉球尚穆的《科律》、尚泰的《法条》等，均仿自明法或清法。所以中华法系（或曰中国法文化圈）在七、八世纪之际，随着中国文化圈的成立，已在东亚地区形成。自此以后，一直持续存在到近代为止。
根据以上所述，所谓东亚的中华法系（或曰中国法文化圈），可归纳为以下几项特色：一、建制以唐律为蓝本的成文法典，这个成文法典必须是公布的，具有强制性、权威性。二、罪刑法定主义倾向，如唐律《断狱律》曰：「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是学界常用来举证隋唐律具有罪刑法定主义特色的证据。但因受到其它律文规定的限制，如上请奏裁、以格破律等赋予皇权至高无上的裁决权，所以皇权的存在实际又可破律，使罪刑法定主义无法完全实施，此处只能说是具有罪刑法定主义的倾向。三、道德人伦主义，此即以儒家思想中的家族主义所建立的亲疏、贵贱、尊卑差序，来构成国家社会秩序，法典的公布不过是将此种差序予以法制化而已。其秩序的基础，就是依道德所呈现的礼制。在礼制的要求下，乃有人伦、恤刑等法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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