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夏天，成都市大阳沟显得特别肮脏杂乱。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像两条花蛇，蜿延曲折，千疮百孔，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
这些茅屋草舍，大都是在地上楔几根木桩，四周围上竹篾笆，抹上一层泥巴。上面则胡乱架些竹竿木棍，铺上茅草、谷草苫顶，就成了草屋。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能看到大阳沟的全景。
这条沟有十几丈宽，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桥，这里是有名的#39;贫民窟#39;。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里面住着说书的、卖艺的、挑葱的、卖蒜的、盖房的、拉车的，三教九流，都姓一个#39;穷#39;字。
大阳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沟，桥下的黑污水流着泡沫，薰得人眼花头晕。堤岸两旁垃圾遍野，粪尿遍地，到处是长尾巴蛆、屎克郎儿，满天飞着长脚坟子、绿头苍蝇。
就在这穷苦年月，混沌世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
瘦弱的母亲揉着干瘪的奶头，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长叹一声，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妹，这就是我。这以后的十八年，我饱尝了灭绝人性、摧残人身的折磨。
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在成都市后宰门卖豆腐。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在家务农。930年，家乡闹灾荒，父亲挑着担子，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逃荒来到成都，租赁了大阳沟的一间草房。凭着一身力气，给人家拉人力车。母亲在家靠给人洗衣服、缝补过日子，人们把这活叫做#39;缝穷#39;。
我打六七岁记事起，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哥哥背着背兜，手里拿着铁签子，在街上捡菜叶子，回来洗净后煮菜粥。我光着屁股背个背兜，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到收购店卖上几个零花钱，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拿回家去时，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那些年，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鸡蛋是圆是扁，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两文的铜板钱。
逢年过节，父亲咬咬牙，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这是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贱价处理，又酸又臭又辣，跟喂猪的泔水差不多。俺一家四口，只有一个破碗，四人轮换着，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
我们住的草房里，床上只有半张破席，全家合盖一个被子，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成都天气暖和，春、夏、秋还好过，到了冬天，草屋四面透风，一家人都冻得受不了。我们每人一个被角，睡到半夜，只觉彻骨的寒冷，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结果，套子越扯越破，谁也睡不好觉，只好相互拥抱而眠。我和母亲睡在一头，有时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觉套子被人扯走半边，母亲裸露着半截身子，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我七岁那年，她二十七八岁，黑黑的头发，鹅蛋脸盘，白净面皮，欢眉大眼的。别看长得俊秀，却能吃苦耐劳，她白天洗涮，晚上#39;缝穷#39;(为人缝补)，从没叫过一声苦，家庭的负担，儿女的吃累，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身妇女病。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波，发愁作难，不知怎么学会了抽大烟。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抽大烟有穷抽、富抽，父亲当然是穷抽啦!没有烟枪，他用纸卷成个筒筒，拿烟答烫着烟膏抽。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他烟瘾一上来，馋得流鼻子、打哈欠，脾气变得粗暴古怪，反倒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不给钱就打母亲。后来，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人用车，吃住在那里，就更不管这个家了。
夏去秋来，树叶变黄、飘落，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一天，母亲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对我说：#39;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紧一紧，攒点钱，我给你买条裤衩!#39;我听了非常高兴，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那几天，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