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布政曹作为州府一级的行政机关，没有设置在延州这是李文革的意思，与以往的节度使属官不同，延州的三曹十二科是一种地方行政机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节度使僚属。从字面意义上，无论是三曹的长官“主事”还是十二科的“主簿”，都在有意无意强调一个“主”字，似乎是为了显示这两个品秩并不高的官衔背后所代表的要拿权做主的含义。各曹主事在之前称诸曹参军事，一个“参”字几乎锁定了这些职务设置的僚属性质。
作为州府曹，布政曹署的位置没有设在一直以来都作为行政中心的延安县，而是设在了东城肤施县，与肤施县署合署办公。
自从李文革担任节度留后以来，延州便形成了这种军政系统分立两城的局面，坐落在西城的节度府主要处理军务，而座落在东城的观察使府则主要处理民政事务。实际上李彬对于民政插手的并不多，他只是在人事问题上拥有着一定的言权，同时负担着对延州所有官员吏僚的监察职责。五代时期军阀政治盛行，谁掌握了军队谁便掌握了政权的主导权，因此延州上下对此均没有大的异议，李彬此刻虽然拥有了宰相的地位和检校司空的加衔，却也并没有从李文革手中争夺主导权的想法。
不过这种局面也造成了一定的尴尬，最典型地例子便是此番推行亩丁合一的税制变法。处在此次改革漩涡当中的延州各大家族当家人不得不走上不短的一段距离来到东城布政曹署参加由州布政主事秦固召开的会议。
这种会议已经先后召开了三次了，对于这种以损害各族利益为根本目的变法，延州世族们的抵触情绪是极为明显的。虽然已经有丰林秦家等一些小家族表态愿意以官府确定地价格转让手中地土地，但是这些家族比较小，族中所拥有地土地也大多不到千顷，从他们手中购得的这点田地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延州人口的土地需求。
延州官府出台的政策乃是胡萝卜和大棒并用，对于能够响应官府主动出让土地的家族，延州官方将在赎买款项之外额外向这些家族提供一些实惠。比如说对于主动响应官府号召的家族所属商业买卖店铺可以在延州享受免除五年商业税的特殊待遇。即使是那些不主动不情愿地家族。只要其最终出让田产，其店铺买卖也能够享受两年的免税政策。
延州绝大多数家族都是农商并举，既有田产也有商产，这种政策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弥补他们的损失，但是却好歹算是给了一条出路。李文革也好李彬也好，都不愿意将这些地方大鳄往死了毕，否则的话便只能依靠大开杀戒来解决问题了。那是两位延州最高执政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在有可能的前提下，能够和平解决最好还是不要斥诸武力，两败俱伤的做法是绝对的下策。
当然也有少数家族只有田产没有商产，对于这些家族而言，出卖田产便等于要他们地命，高家便是一例。历代高家族长在延州除了占地盘便是争权势，在商业领域罕有什么建树。仅在延州州治两个县，属于高家地土地便有八千顷之多。这是其余各家所不能比拟的。但是高家名下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商业买卖和店铺马队。
对于这种属于少数但却绝对举足轻重地家族。不是吓唬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一个高家的族长一旦将家族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九出让，这个族长会立刻丢掉位置甚至在族中被依照家法处死。
李文革还有一个被李彬秦固嘲笑为卖官鬻爵的政策。便是明码标价按地授官。
唐代的文散官，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共计四品八阶十六级，这些散官在五代时期早已失去了作用，已经多少年没有除授了。直到北宋年间这些散官才作为寄禄官被重新启用。
李文革规定，凡出让田地的家族，可按照田地数量对应品级获得一些散官名额，基准为二十顷地一级，比如说一个家族出让了一百顷田地，则这个家族可以分配到五个将仕郎的从九品下官爵名额，也可以获得两个文林郎的从九品上官爵和一个将仕郎官爵名额，视该家族内部自己的分配情况而定。
李文革的授官权限是自正六品上的朝议郎到从九品下的将仕郎十六级，按照这个权限，他可以直接授予任何人五品以下官爵。
当然，对于拥有田地比较多的家族而言，他的权力还是不够的。
不过李文革公开表示，只要这些家族愿意出让田产，他将表奏朝廷授予这些家族的
元宿一些更高的散官官爵，这样这些人将被朝廷授予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等从正四品上到从五品下八级官爵。
谁都知道，朝廷中书阁部对于地方节度使关于四五品官员的除授奏请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会驳回的，连职事官都不会驳回，这种完全属于荣誉称号性质的散官就更加不会驳回了，因此虽然是需要走一个奏请的程序，但是实际上李文革对于这八级散官官爵也同样拥有着除授大权，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
这个政策市侩味道浓厚，一些古板的老夫子或许会认为朝廷名器被如此明码标价相授受是对朝廷和体制的一种侮辱，不过那是在太平时候，五代十国政权轮替频繁，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天子兵强马壮为之。在纲常顺序已经被彻底颠覆的时代里，李文革这种貌似有辱斯文地做法根本不值一提。李彬和秦固都不是不知变通的人。李文革自从掌握大权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稍有权势便忘乎所以的人，节度府到目前为止一名真正的僚属都还没有任命，而军中将领像沈宸魏逊这样的中坚人物至今都还是七品官衔，只有一个周正裕比较特殊挂上了五品的武散官衔。李文革在官爵封赏上的这种审慎态度很为李彬秦固等人所钦佩，五代地武人政权很少有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稍有权势之后便大肆封赏手下，稍有点地盘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
秦固和李彬认为这纯属沐猴而冠，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说。反倒会引起其他势力地关注和敌视。李文革毕竟是个未来人。他地认识无疑要比秦固李彬深刻一些。他认为大肆封赏过早称国在五代是个相对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也恰恰是五代的大多数政权寿命均极短的根本原因之一。天下的割据政权很多，想要成就一定的气候，就必须重视两件事：对内要重视秩序的建设和维护，对外要尽可能保持政治上地低调韬晦。
大肆封赏滥授官爵，是对一个政权一种制度的根本性破坏，在一个体制内部，官爵是维系体制正常运转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旦官制紊乱名爵滥授，那么这个生态环境就被破坏掉了，这个制度或说政权就失去了前进和展的动力，这个政权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举个例子说，三师三公，这些都是在初唐时候极少有人能够得到的官爵，开唐三代皇帝，除了皇子之外活着获得过三公名位的只有三个人。裴寂、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其他的人都是在死后获得过一个司空的赠官，连后世人如雷贯耳地魏徵在活着地时候也只不过得到了一个太子太师的从一品官位，至于三师。唐代中前期基本上就没有人获得过，于李唐有再造之功的尚父郭子仪也是在死后才得到了一个太师地赠官。
可是如今，三师三公以检校的名义满天飞，李彬一个观察使就获得了检校司空的头衔，李文革一个奴隶出身崛起不过一年的边镇节度一加衔就加了个检校太保，高允权活着的时候只管九个县不到两千兵，居然就是侍中，死后追赠太师，享受和郭尚父同等的待遇。
尚书令在隋唐只允许皇子担任，自贞观年开始，因为唐太宗担任过，这个职务便没有臣子再敢担任，郭子仪那么大功劳都推辞了这个职务。然而自晚唐五代时期开始，关中李茂贞一个地方军阀就能获得尚书令的官爵，公然与唐太宗相比肩……
当钱不值钱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濒临崩溃了……
当官不值钱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就濒临崩溃了……
因此李文革对职事官把得极紧，一方面要让属下看到升官的希望，另外一方面则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升官升的太快，即使是很迅的提拔，也必须一级一级按照品秩次序提上来，有多大的规模就授予多大的官爵，这是延州政权的基本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