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差的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掌握了任意宰割老百姓的权力，那他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他们对体制的冲击是毁灭性的，让普通人对社会怨恨、绝望，有一种屈辱感，不公平感，从而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就拿赖春红来说吧，他在党校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他想用谁就用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出去玩了，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以参加会议或者交流的名义，出省、出国旅游考察，也可以说是度假，想花多钱就花多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真正做到吃喝嫖赌全报销，随便开个，就报了账，反正财务、会计、办公室主任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心知肚明就得了。
而普通人，他给你制定的规矩多了，迟到一次，口头批评；顶撞领导一次，扣三十块钱奖金。反正鼻子大压嘴，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就拿出差这件事，他可以住五星级酒店，一晚上消费上万元，你要是小百姓一个，只能住80块一天的低级宾馆，在有些城市里这样的酒店根本就不好找。
什么都讲个三六九等，什么都论级别，这种典型的官本位思想，在生活中真是发达到了极点。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一睁眼，就要自己提醒自己，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怎么做才合乎我的身份？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你身份的提醒，对你尊严的伤害，提醒你是个小人物，牛气不得，受气是你应该的命运，要忍气吞声，这样一天天活着，真他妈的累死人！
就拿党校的职工来说吧，就有七种等级，校领导，系主任，副主任，一般的普通职工，有编制的职工，没编制的但有聘用合同的职工，临时工。
张青云去给儿子张方圆上小学报名，他又像发现世界奇迹一样，发现自己在党校的地位虽然低下，位居第四等，属于有编制的普通职工，但到了学校的报名处，他才知道，就自己这个身份，到了这里，和农民工兄弟和失业的小市民一比，自己的地位升了，变成了第一等。
原来学校的报名通知上明明白白的写着，新生报名分六种情况：第一种，有居民户口本，有房产证的；第二种，有居民户口本，没有房产证的，但有购房合同，有，有单位证明的；第三种，农民工子女，有打工单位证明和居住证明的；第四种，三代同堂的，户口随祖父祖母的，有房产证；第五种，拆迁户，有户口本，有拆迁证明的；第六种，有户口本，租房户，有街道和居委会证明的。
哈哈！张青云判断，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有我们如此详细的儿童入学规则，你的户口，你的经济状况都写的明明白白，你是什么样的人，属于哪个等级，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伤害，父母是个没本事的人，他连房子都买不起，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孩子会认为，我们家是穷人，别人看不起的人。
这种人为的划分，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经常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翻身农奴得解放。以为到了新社会就人人平等了，谁料想有关部门创造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一些大城市人为制造的门槛，让张青云这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感到人生是越活越复杂，似乎每前进一步，就有被脱一层皮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的出身、户口、贫富、长相、气质、社会关系，你随时面临和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同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就因为人家会投胎，父母是北京人，他天生就有了留京的指标。你是外地孩子，学习不进入前几名，得不到留京指标，你就只好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可以不劳而获，不用跑就到了终点；而你必须拼命跑完全程，还要把大批的对手比下去，获得好的名次，这你才有资格到达终点，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什么狗屁的制度设计？照这个逻辑推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样的——首都是北京人的首都，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
张青云带着儿子在街道上溜达时，每每看到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兄弟，穿着脏脏的衣服，戴着安全帽，皮肤被晒得成了焦碳的颜色，裤腿上不是泥就是油漆，脚上的皮鞋早已经变了型，看不出原来是黑的还是白的，肯定从来没有擦过。他们嘴里叼着劣质的香烟，走路一摇一晃的，还哼着小曲。
张青云看着他们就出神，就想到自己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就会和他们过一样的日子，每天乐乐呵呵的，农忙时回家种种地，帮帮乡下的老婆收割庄稼；农闲时就到了城市里，凭自己的手艺打工挣点活便钱，也没有时间读书思考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想法。随便得到一点东西，就感激得要命，满足得要命，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另一种“幸福”。
“幸福”，做农民实在是“幸福”，不是有一个调查吗，问中国现在哪个阶层的人感到最幸福？结果网上公布出来了，是农民，农民的幸福感最强。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出来，立即论证为什么农民感到最幸福？发了一通鸿篇大论，结论是农民们生活在现在，实在是应该满足了。张青云看了他们的议论，心里骂了一句“王八蛋！狗日的！”就你们那水平，还配称专家，歇了吧你！要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就你瞎子摸象似的搞出的那种东西，也叫成果！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实在不配坐在那么好的位子上搞研究。
还有一些假假的文人，所谓的作家，一天到晚歌颂乡村的美好、优雅、情调，认为只有乡村，才是文明的所在。只有农民的生活，才是真正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张青云每每看了他们的所谓大作，都要恶心得想吐。
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不用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养老疾病发愁了，他们可以享受乡村生活的闲雅了，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也会坐在田埂上、小河边，静静地欣赏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一点一点，坠入西边的晚霞里。
他不知道，作为一个农民，守着那家里的二亩地，除了化肥、种子、浇水、收割的投入，打到手的几百上千斤粮食，基本是平局，只是落了白辛苦一年。一亩地就是打上一千斤小麦，也就是七百块钱的收入，除去投入，也就是百块的收入，这要一个人花一年，吃穿用度，门头差事，他能潇洒得起来吗？不出去打工，挣个活便钱，孩子上学、家人看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等死。乡下人许多都是小病不舍得去看，拖成个大病，大病更没钱看，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农民最幸福！农村最有情调，张青云觉得，要是农民兄弟学会了看报纸或者思考问题，脑子里转过来弯，那发表这些奇谈怪论的所谓专家、作家就惨了，走在大街上，要化装，要不然被人认了出来，脸非被人打肿不可！
在省政府秘书长袁保山的办公室，张青云努力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向初次打交道的袁大秘书长简单汇报着自己的工作经历。
他心里非常明白，袁保山这样给自己面子，第一天就屈尊和自己这个小箩卜头拉家常，关心自己的进步，实际上是看着王天成的面子，是向王天成主动示好的表现。
这官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当年袁保山在整个清河省那多红啊，是省长李大化的铁杆兄弟，在整个省政府，除了李大化，他就是最有实权的人物了。像当时的常务副省长王天成和后来的林正义，说是省政府的二把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这个常务副省长，有时候虚得很，会做了，你还有点权力；不会做了，你很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架空。什么叫会做不会做？说白了，就是要主动和一把手搞好关系。这个对别的人不难，但对二把手来说，或许是天下最难的事情。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这个二把手，不是一把手让谁做谁就能做得了的，是组织上安排的。组织是谁决定的，还是人，是说话更算数的上级领导。具体到一个省，谁做常务副省长，还是由中组部说了算，当然还要象征性地征求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意见。
说了一圈，就是为了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管是王天成或者是林正义做李大化的常务副省长，李大化都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他就是不喜欢谁，那也没办法，只能够接受现实。否则你就是不服从组织的决定，就是没有胸怀，缺乏大局意识，一句话，作为一把手，你的素质太差了。如果给组织部门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你的仕途基本上就走到尽头了。
所以即使有不满，也要憋在心里，脸上决不能使出来。反正你是一把手，只要动心思，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把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化。在官场上典型的做法是，通过巧妙的授权和分权，把二把手的权力分散，不动声色地就削弱了这个最危险的对手。
多年观察政治，看过听过研究过太多的权力争斗，张青云知道，正职和副职永远就是一对冤家，党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市政府的市长和副市长，省里的省长和副省长，只要在台上一天，就会斗一天。
至于怎么斗，却是各人有各人的斗法。
具体到省政府来说，就是李大化和袁保山只要密切配合好，可以玩弄任何一个副省长于股掌之中。重要的财政权、人事权，都在李大化手里握着呢，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具体由袁保山负责落实。
他们两个可以完全撇开任何一位副省长，按自己的意愿做决定，他们两个就是省府大院最大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而现在，李大化已经淡出政坛，只剩下一个袁保山，凭自己的实力，独角戏根本就唱不起来，主子换了，这个新的主子就是代省长王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