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国企里面的人才还是很多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是否能够自觉自愿地将聪明才智发挥出来，这才是对现行用人机制的最大考验。
在这一段儿时间内，又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
平原厂的一名职工，将场内随身听的生产工艺详细过程写在书信内，随之寄往索尼公司某员工处，幸亏因为信件超重未贴足邮票被退了回来，才引起了厂内保卫部门的注意，并避免了一次泄密事件。
“那小子被众人给打了个半死！”范亨回来说道。
“打死也活该，居然给小曰本当间谍，十足的汉歼！”范无病大为光火。
这事儿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毕竟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曰本人在这次事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即便是抓到了现行又能怎么样？现在是改革开放啊，你总不能不让人家进来！当然那名职工是被除名了，带着众人的唾弃和鄙夷去了南方打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磐石来。
“事实上，泄密的事情一直就存在着。”范亨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就多说了两句，“六十年代，当我国大庆油田开发刚刚甩掉贫油国的帽子的时候，曰本情报机关就从《中国画报》上刊登的大庆油田照片上，轻易地获得了大庆炼油能力、规模等情报。八一年的时候，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的发射了三颗卫星。国家新闻机构在卫星发射后的第三天，刊登了某工程师写的几篇文章，其中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三颗卫星的运行轨道、运行无线电遥控频率等技术，暴露了绝对秘密的空间技术细节。这些都是通过新闻渠道泄密的，想一想真是不知该说什么为好。”
这事儿范无病也是听说过的，据说早在我国百万大裁军开始前，国外情报人员就掌握了这一重要军事动向，其来源竟是从我国公开报道的一些数字推算而来。
近几年来，国内新闻泄密案件不断发生，多次泄漏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敏感问题，特别是在科技、经济方面，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境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在谈到搜集中国情报的方法时，认为主要手段就是分析研究中国的报刊和出版物。
“中国人在信息安全方面实在做得不怎么样。”范无病最后评价道。
范无病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在八一年的时候，曰本人参观某宣纸造纸厂，详细地了解了原料种类、配比、选择和处理以及原料所用碱水浓度等，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录相，最后还要走了生产宣纸的原料，并以帮助化验为名装走了造纸用的井水。结果，我国具有悠久传统的宣纸生产技术秘密顷刻间被人轻易窃走。
虽然在后来也有人辩称宣纸工艺中最重要的人文价值是偷不走的，但这话听起来怎么都像是在自欺欺人，毕竟人家现在做出来的宣纸质量比起我们的丝毫不差或者犹有过之，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也远高于国产宣纸。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们都是吃了大亏。
由于缺乏保密常识，在貌似平等的学术交流领域也十分容易造成泄密。如某大学的几个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苦心钻研获得了一些学术研究成果。这时，有的研究生想尽快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的想拉关系出国，便私自将研究资料寄出境外。结果寄出去的东西石沉大海，在相隔一年后被改头换面变成了他人的成果。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国内的信息安全确实确实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曰本人把触角伸进来的，尽管我们的技术未必比他们先进。”范无病对范亨说道。
平原厂上下达成了一致，凡是敢于向曰本人泄露情报的，直接开除，不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党委书记林锋在内部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爱国爱党爱工厂，防火防盗防倭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