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目前的工商业发达程度（只是发展水平，总量还差得远。）不逊于北宋极盛时期，而因为垄断了海上商路的缘故，可以“吸血”的总量也要大得多，再加上赵国的人口远不能和当初的北宋相比，真要养些无业游民，也不是养不起，但赵抗却并不想这么做。
一个勤劳的人想变得懒惰很容易，但一个懒下来的人想再变得勤劳却很难，即使有利益的驱动也未必敌得过安逸的舒适感，这是赵抗所不乐见的。可是这个问题又不能不解决，而且因为赵国全民习武，这一问题如果爆发的话，破坏力远比本土要严重得多。赵抗无奈之下只能对原有的移民政策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正，由来去自由改成了管入不管出，这样一来既能给困窘的百姓以生路，又不致于因人口迅速集中而带来一大堆问题。而对于那些没达到要求却还是硬要进城的人，赵抗规定他们必须先当一年苦役，这样既能有效喝阻那些只是因随大流而跟着他人入城的家伙，又能给铁了心要进城的人腾出安置岗位的时间，避免同时出现过多的闲散人口。
另外，为了缓解台湾本岛巨大的人口压力，赵抗再次使用老办法，向渤泥、满剌加、金州三大行省各强制移民三十万，这样一来他们离台湾太远，自然也就死了心。由此台湾的人口问题得到解决，那三个边远省份也得到了开发，赵国的根基进一步巩固。对那些被强制迁走的百姓来说，虽然再次搬家很伤心，不过他们都是赵国的国民，因此每户人家都获得了数额不少的补偿金，所以还算配合。只是赵抗看着如流水般花出去的金钱，心中不由一阵刺痛，好在前不久张府老管家终于接受了赵抗的委托，会在“无聊的时候”替他打理一下古董买卖，这样一来每年可以获得十到五十万枚金币的额外收益，赵抗的心情才不至于太糟。
新的移民政策出台以后，固然解决了原来政策漏洞带来的隐患，但赵抗从此便不能很容易地大致了解到各地治理的好坏。于是，在将“红鸟”杂剧团请到王宫演出的时候，赵抗突然萌生了借助他们这类民间艺人来了解各地情况的想法。在赵抗想来，只要允许他们讽刺官府弊政，再看看各地巡演的反响，便可以得知各地官吏的工作干得怎么样了。因为百姓对当地官吏越不满，那么讽刺贪官污吏的剧目便会越受追捧，但赵抗也想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那就是剧团从来不去的那些地方，更加要严查彻查，因为这说明要么当地百姓连杂剧都看不起，要么就是地方官管得太狠百姓不敢去看。
刘檀虽然早就知道赵抗的能耐，但见到他竟然连杂剧团的力量都能借用来治理国家，不由她不佩服。而赵抗随后规定各地对杂剧团要尽量放行，在无意中居然开了日后中国舆论监督的先河，这倒是赵抗所没有想到的。由于戏子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相当低下，他们的剧目比起士大夫们的意见来更能反应民意，因此很快成为了君主用来弹压文臣和地方实力派的一张好牌，这就更是意外之喜了。经过这次事件，刘檀与赵抗的关系又缓和了一点，而且终于开始对他产生了畏惧之心（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日子还长着呢
江晨星本来打算回来以后便找赵抗将事情挑明，结果等她鼓足勇气见到赵抗的时候，江晨星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开不了口了
“你好像有话要跟我说？那就说吧，我现在也忙得很”，赵抗只是抬头看了江晨星一眼，就又闷头写起不知什么东西来。
“白痴、笨蛋、臭小鬼这种事哪有让女孩子先开口的？”，江晨星腹诽了一会，才终于开口，可她原先想说的话没说出来，却变成了“你的脸色怎么回事？生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