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抵抗到了最后。记得是13日的早上，胁坂部队从光华门进了城，33联队则越过挹紫金山江门进去了。
扫荡战一直在进行。扫荡战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那时候有俘虏收容所，我们抓了人就往收容所里送。地点在长江岸边，外面有士兵监视着。那是在长江岸边。对岸有重机枪守着，一有东京，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马上就能射击。这是各大队都做过的事。
出水荣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战时第3师团步兵第68联队第2机枪中队
2001年5月采访
我是昭和10年的兵。8月20日从名古屋乘海军的巡洋舰出港，23日抵达扬子江支流黄埔江，从那儿登陆。1937年12月进入南京。
同样是人，很可怜。毫无疑问，对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对方也是服从命令。杀俘虏时，也有人说“赶快杀吧”。
[问了有关海牙条约的问题]那样的教育，日本的军队没有，只说“当俘虏就是死”。抓了俘虏，是杀还是怎样都没有办法。我没干过，但看到过砍中国俘虏的头。中国人有的在砍头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还有被活埋的。日军进去的地方，哪儿都有砍头、刺死的事。
[出示了遭屠杀的尸体群的照片]平民、女人都有，各种各样，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不杀的话就被杀，当然是什么都干。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围还有敌人。必须把他们都杀了。要不我们就将被杀。
所谓征发就是去偷。自己没有吃的，就去偷中国人的东西。那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谁反抗就杀。想要的东西都去偷。女人的家伙也有。对方的女人脸上涂了锅底的炭。即使是满脸漆黑，但年轻的马上就能看出，的人也有。我们部队是不管男的女的，抓来了就让他们拿行李。人数不确定，都老实地跟着。
青春时代被战争剥夺了，因为是天皇的命令，毫无办法。那场战争不是圣战。进入了中国的领土，那是侵略战争。没有想转告给年轻人的东西。不想说这场战争的事。我认为是侵略战争不能有第二次，杀人的事不愿跟儿孙们说。那个时代，天皇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天皇是装饰品，不是什么伟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
1999年8月采访
我于昭和9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时马上出发去满洲，接受了现役训练。最初到的是泰安镇，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没有电和暖气。还要时常去讨伐土匪。
初夏时节我们乘公务船回来，以后暂时在久居的联队，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7月7日“支那事变”后的8月25、26日前后，天气非常热，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动员的召集。那时我26岁，还没有结婚，征兵的红纸就到了。
我亲眼看到过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太平门看到屠杀，我自己也直接参与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军官让3个支那人面朝江坐下，从后面用军刀将他们的脖子砍了，然后将头“嗵”地扔进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语，但那时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个地方的战斗，有个村庄好象有的兵在，上面来命令说：“不管是否负伤，将的兵全都杀了。”所以就把那村庄点火烧了，从身后冒起了浓烟，里面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
回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了，当年的事情常常在梦中浮现，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么也睡不着。妻子听到了我的呻吟就问我：“他爸，你怎么了？”梦的内容是大群的中国人向我袭来的场面。我明白，因为自己杀了中国人，所以他们在梦中袭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干了非常残酷的事。想去看看现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实在去不了。
到现在，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说没有过南京大屠杀。我认为，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说八道”。南京大屠杀是根据日军和政治家的命令发生的，我们直接参加了，所以不是谎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们害怕把南京的事实公开出来，说给学校、历史研究者和老师们听。我到了这样的年纪，如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什么人听到，所以害怕，说不出口。我有儿子、孙子，更加不能说。
回顾一下自己参加的战争，战争是不应该有的。但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天皇的命令下，为了国家去干，以为是当然的事。现在想来，现在孙子生活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当然，日本把满洲、韩国当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说成是侵略战争。德国把这些事都如实地告诉了年轻人，而日本却什么都不说。
鬼头久二
1916年8月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
1999年10月、2000年9月采访
昭和11年1月10日，我进入了久居的33联队，开始了现役生活。昭和12年战争开始了。我们作为现役军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国。到句容后，经过汤水镇来到了南京。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发现女孩子，当场就给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发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组织，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平时也拿着米去向母亲要女儿。还有，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米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给装满一只袜子的量。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扫荡时进城的，也杀过人。从这些事情来看，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过的，我认为是干了坏事。
小竹严一
1915年12月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第1大队
2000年11月采访
我在昭和12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辎重16师团。半个月后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队，接着成立中队，然后编成大队乘上了船。我们最初去哪儿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们。那条船乘了有好几天。支那事变开始时在上海附近登陆，是个热天，大概是8月。下船时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落下来伙伴中有人中弹了。因为是战争，只有往前进。那是一场激战。我的运气特别好，没中一颗子弹。在占地要是听班长、分队长、中队长等上司的话就没命了。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士兵想我们的，自己的命自己来保。在国内我是号手，所以与中队长一起行动。在那儿把敌人消灭，占领以后退到后面，休养一个月。如果没有发现敌人，那就一个月两个月连续战斗，在占领以前得没白天没黑夜地战斗。休养的时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家睡觉的，老百姓家里有人的话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国人很老实。
去过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队为单位前进，但分队各自行动。战斗时以分队为单位。
征发的时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着到处乱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干过。干的时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还是哪儿。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家里“砰砰”地打枪，往里窥视。中国人有的在家中畏缩地躲着，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墙后。只要看到动的东西就“砰”地一枪。中国人一逃就开枪。叫声“喂”，“砰”地一枪，对方就扑通倒下了。路上尸体重叠着躺在一起，不踩着尸体就无法前进。看到过处置俘虏，他们成群结队地在一起。扬子江上到处是尸体。从上海到南京粮食很紧张，家里人寄来很多东西，但送不到第一线，找吃的东西很辛苦。所谓战争就是争夺国家，争夺生命。糊里糊涂就没有了命。因为是在敌区，今天有命不能保证明天也有，所以当然就乱来了。从上海到南京时进攻速度很快，有时就光嚼萝卜，没吃没喝。饿得要死。这些都不想跟年轻人说了。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我们前已提到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05和0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50人为止。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0个中国人。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30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日军20万自上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地征收”维持生命。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焚烧及屠杀。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最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932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948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大问题绝不能作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937年2月2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2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5）984年8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中岛师团长在其937年2月3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984年2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2月4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4000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9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93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879——945年）。他在杭州湾登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988年）。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的暗默谅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中国妇女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松井于937年2月7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2月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990年5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接。事实上，松井入城后（7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4000余名俘虏于9日上午才动员杀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月。同时，2月2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938年月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987年。）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937年月20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2月2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结语
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929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种迷惑的手段来学习和改进自己，一旦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挑战任何一个他们野心的对象就会揭下他们的伪装，暴露出真实的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时刻保持对日本的警惕和战备，时刻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假想敌。时刻牢记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时刻牢记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推翻历史的兽行。
中国要想不被别人欺负，首先就要牢记历史，牢记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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