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没有关于市舶制度的统一﹑完整的规定﹐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四十二万缗左右。宋政斧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兴国二年(977)﹐初置香药榷易署﹐当年获利三十万缗。掌握先进经验的穿越众自然会利用手中的‘赵守忠为代表的院外游说集团’的能量包买各个市舶司的收税权。穿越众自然不可能出价低于现有的税额来承买包税权，元祐四年的税收全部折算为现金的总额大约120万贯，这点钱在后世几千亿的关税总额面前只是毛毛雨而已。税收改革的范围自然要从土地税覆盖关税，以前落后的实物税征收方法改为现金税后自然会增加税额，所以加上一次姓包买10年的税收承诺和溢价部分，穿越众得到市舶司经营权的代价不过1500万贯。
堆积如山的机械冲压的高品质足量黄铜钱然接受包税款的转运使惊得难以合上嘴巴。以前最多只见过负责转运的广州地区税款200万贯顶天了，这么多的铜钱全部都是崭新的元祐通宝，按照一贯5斤计算一万贯就是25吨，一共重达37500吨的铜钱加上装箱的木箱和穿钱的绳子接近4万吨的重量，自然不可能千里迢迢的送到汴京三司那去。一张超大面值的见票即兑的现金支票就摆在转运使的面前。选择两千平米堆得25米高的铜钱还是一张纸显然不会用太长时间。
包买了市舶司经营权的辰基商会自然成为风云聚集的外贸龙头，各大财力有限的贸易商为了攀附拥有暴利货源和出口进口最大力量的辰基商会各显神通。奈何白佳油盐不进，再好的礼物都不可能进得了他那见识过无数现代商品的法眼。送到礼物堆积如山，白佳最多也就和那些不怎么熟的外贸商人见个面，吃顿饭而已。一切买卖行为都还是按照标准流程照章办事，拍卖的拍卖、竞标的竞标、等订单排队拿货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排队。粉彩瓷等新品紧俏货都是订单排到三年后了。
自从得到无限印钞机后，曰夜开动的铸币厂源源不断的把海量铜锭变成铜钱，按照五斤一贯的标准，一吨铜锭可以生产400贯，穿越众下属的铜矿和冶炼厂一年的产量就有5万吨，虽然只有穿越前中国产量的1%，但是也可以生产出2000万贯，这个数字是以前垄断铜矿的大宋帝国官府所有矿冶产业的5倍以上。比国家多五倍的印钞能力是什么概念？
富可敌国虽然一直是一个形容个人财产比国家还多的形容词，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指某人财富比国家一年税收多。比如大贪官和珅一倒台，嘉庆帝查抄的家财比清帝国当时10年的税收还多，所以称其富可帝国。但是皇帝富有四海，在西周之后的时代，皇帝的内库和国库是分开的，政斧的财产和君主的财产都是读力核算自负盈亏的，私人财产受到习惯法的保护。因此古代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君主好大喜功大修宫室没钱了，从国库挪用的情况，结果被掌握舆论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记载到史书中批判。当然也出现过很多次内库拨款赈灾弥补政斧赤字和亏空，履行政斧职能的情况。
财产比皇帝多的史书上留名的任务起码上百。但是财产比政斧多的就少见了，现金流超过政斧的就更少了。古代绝大部分的皇帝和政斧所有的财产都是建筑和土地等不动产，因此富可敌国的真正资格应该是固定资产超过皇帝的皇田、皇庄、皇家猎场、皇族财产和宫室以及国有土地和公有建筑等不动产。要做到这一点极其困难，穿越众正在争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