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户口财税参数还是重要的考核依据，但是更重要的是李基系数（盗用了基尼的成果）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等更加实际的参数。综合来说，只要治下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速度快于全国gnp的增速，一把手就能升官，如果差不多也能留任或平调，如果慢于这个数字太多可能就要调到落后地区去援建了。
为了建立高效廉洁的管理团队，穿越众直接借用了集团的模式，垂直管理的模式，容许每个国民给专门设立的廉政公署写信举报贪腐和不作为，只对参议院负责的廉政公署所有经费和人员都是读力于政斧财政和官员招考储备体系的。大部分经费来源都是每年由穿越众控制的参议院下属的帝国清廉基金的投资盈利提供，人员来自积极姓最高的政法系大学和各地的青年志愿者，四大读力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香港的廉政公署。
对贪腐的零容忍才是穿越众下定决心设立这个机构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跨越千年的先进制度的监控下，新帝国几乎没有出现大贪腐案的可能。抑制贪腐机制就像人体的自我防御机制需要强大的识别（监督）、杀灭（惩处）、免疫（立法）共同作用，全部都到位自然就身体健康了。
总的来说，建国后大部分官员在初期的大清洗和几次运动中存活下来就是就旧时代士大夫官僚和吏员中的精英了，基本都是识时务的穿越众合作伙伴的家属或亲友。而充斥于基层的学院派新青年官员（来自于穿越众建设的众多高等院校通过了新式科举的储备官员）则基本靠的是实打实的政绩升的官，其中还有不少穿越众青眼有加的富家子弟和合作伙伴家的青年俊杰依靠军功和拓殖海外的大功火箭升官，从政十年之内就进入帝国中央各个部院担任大员长官的奇迹。
从无到有的建设近现代官僚体制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关系到穿越众终极目标的实现能否成功，也是关系到未来穿越众的墙角会不会被新的的门阀挖倒的大事。
因此各个县令和州府的长官都被穿越众在初期的大换血中清洗了一边，凡是明察暗访，有过特别恶劣的罪行的重犯都从重从快处理了。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资源分配格局强行改变向来是政局大洗牌的前奏和维稳杀手锏，历朝历代的王朝更迭都是以经济基础（土地所有权人）的意志和倾向为转移的。穿越众就是最大的地主和地主联合体的代表，为了在狠刹土地兼并的社会风气上占据有力的道德制高点，穿越众每个个人名下的土地都少的可怜，几乎只有几百顷（持有地产的都是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相对于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完全就是可以忽略的数字（宋代就是最混得不好的宰辅也能得到万顷良田）。
那些传统旧官僚哪一个不是家产土地千万的大地主？哪一个没有做过兼并土地的事？几百亩的土地是养不起一个正经的官员的，就是县衙的师爷和牢房的牢头这些不入流的编外人员家里都有百亩的地产，还用问那些只有地主富户家才能供养出来的读书人出身的官员？脱产读书可不是一件易事，在书籍文具和学费高昂的封建社会，供养一个脱产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至少需要一个超过百亩地产的大家族提供近千石的粮食。
小农思想统治的乡村宗法社会最偏好的就是土地所有权，宗族花费血本供养出一个掌握权力的子弟岂有不兼并土地的道理？治家之本乃兼并是初税亩之后历代士大夫的祖训。什么贤良淑德治家严谨都是狗屁，耕读传家就是一个遮羞布，没有耕地哪来的读书钱？
这些官员掌握权力之后哪一个不是爱财如命兼并成狂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清官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在接受一大堆国家发放的权职衔爵对应的薪资待遇（注1）的前提下还不是给儿孙留下了几万亩的家产？这种兼并的后果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集中毫无差别。过分的财富集中只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均导致的多数民众消费能力萎缩、引发大洗牌。没有经济学的古代统治阶级也知道一直兼并，但是私人利益和统治阶级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士大夫官僚就不能和私利和公共利益本是一体的皇族一条心了。
旧的思想、旧的家族利益、旧的办事作风、旧的制度法规碰到穿越众代表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新的价值观、新的集团利益、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几乎就是全面溃退。自从巨大的经济实力在控制大宋帝国财政和国债之后**为政治势力时，穿越众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在各个地区的行政体系中参沙子。北到蒙古部落、东到曰本北海道、西道高昌回鹘，南到香料群岛，到处派遣徒子徒孙占据重要岗位和官职，名为顾问实为派到各地的掌柜。又有老歼巨猾的当过积年老吏的合作伙伴在各个关键网点做技术支持和资源共享，一张巨大的经济网络很快就能**部分职能，掌控各个地方的财政和工商业资源的集团网络在没有接受过现代组织学熏陶的封建国家眼皮底下就垄断了各地的最大话语权。
当华夏帝国建国的时候，被网在网上的旧官僚和众多大地主不是合作伙伴就是被预定清洗的对象，已经是铁板一块的穿越众集团自然可以横扫一切反对派，让大宋帝国刚刚从太皇太后的阴影下走出来亲政的赵煦退位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