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书友们对湖南的争议比较大，这里我的看法，湖南人历史上保守不是从在下这里开始，恐怕也不会到在下这里结束。我觉得湖南人大部分属于比较率直的那一种人，或者比较理想化，守旧的时候是真守旧，革命的时候也是真革命，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就要去做。在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真正能够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仍然坚持传统的思想，所以在本书中湖南人革命性的一面还没有体现出来。而且作为一股与主角对立的势力肯定会有些不讨好，如果有人觉得本书中湖南人的形象不能让人满意还请参照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本书的设定。</p>
转载一篇关于湖南的文章，个人感觉文中对湖南人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而大家的辩论基本上是各自抓住了一对矛盾的一面互相攻击，结果只能是鸡同鸭讲-</p>
湖湘文化二重性散论——</p>
蒋海松——</p>
“洞庭波涛八百里，湘楚文明数千年“。湖南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人们对形成并传播于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一般称为“湖湘文化“。而在南宋时期，朱熹就曾提出过“湖南学“、“湖湘学“的法。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和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湖湘文化也有着更深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探索都以积极的肯定为主，相对而言，而对其缺陷的反省不多。任何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地域、人文条件下形成发展的，在反映特定历史、地域、人文优势的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局限，因此文化都具有二重性，湖湘文化亦是如此。有鉴于此，笔者拟就湖湘文化中容易为人所忽略的特征作一些探索，以在挖掘弘扬其积极健康的文化精神的同时反思荡涤其消极迂腐的文化糟粕，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再创湖湘文化的光彩与辉煌。因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原则及传统相对复杂，笔者拟另作探讨，现就湖湘传统中的“开放变革与保守、爱国与泛政治化、大气与偏狭、雄健与唯意志主义“几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方家——</p>
（一）-</p>
湖湘文化中富有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和汇纳百川的会通精神，但同时湖湘人的保守与封闭，排外的意识也较为突出，两者貌似奇怪地聚在一起——</p>
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求新求变的变易精神贯穿始终。远溯至屈子，他是因为坚决主张变法修度、改革内政而受谗流放到湖南的。周敦颐的《太极图》上接《周易》的变易哲学（《周易》主张“阴阳相推，变动不易“1），下开湖湘文化的变革精神。周子云：“生生之谓易“、“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2，认为应从物质运动中去理解事物的变化发展。船山学以主动论为基石。他：“《易》曰，变通者，时也“，“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3甚至将“动“提到“道之枢，德之牖“的高度，主张“天地之变化日新“。4船山的道器观认为“道“存于“器“，“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随之而变。“道莫盛于趋时“5。魏源继承其变革思想，坚决主张变法“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也“6“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7至维新变法期间，湖南成为变法的中坚地带。最激进的谭嗣同高呼“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先““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8唐才常也反复强调变法的重要性，以为“不变速亡，变则速强“。9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在近代却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前沿地带，“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家曾纪泽、郭嵩涛都诞生于湖南，这与湖湘文化的变革精神息息相关。有趣的是，近代的顽固守旧派也并非一直顽固到底，如反对维新变法的头面人物王先谦，晚年热心创办实业，居然成为近代湖南文人“下海“的第一人-</p>
与变革思想相关的是湖南文化传统中开放的思想内涵、海纳百川的会通精神。湖湘文化兴起之初便表现出兼收并蓄的特。周敦颐立足儒学、融合佛道，其思想有“三教合一“的特，他援道佛入儒，确立了理学会通百家的学术取向及理论框架。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并非湘人，而是闽人，湖湘人奉尊其他省份的人士为湘学创始人，其开放的胸怀亦可见一斑。南宋时期，朱熹、张拭的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术观和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朱熹由此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而湘学学术思想也因为朱张会讲而发生了大方向上的转移。至明代王阳明来湘讲学，湖南甚至兴起了“楚中王门“。王夫之是湘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六经为我开生面“，其学汇通百家，博大精深，采百家之，集千古之智，成为湖湘文化会通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以至有人称赞他云“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在此一线“。湘学也并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它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特以涵养和丰富自己。同时也不断处向交流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p>
而许多学者也主张，湖湘文化本身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交汇。湘学专家朱汉民教授曾指出：楚文化的产生，就是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湖湘文化的产生，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原文化南下与湖南的本土文化（荆楚文化）以及湖南的社会心理，民气风俗融合而成。所谓“潇湘洙泗“、“荆蛮邹鲁“的法最可见这二重性。另如曾国藩“血诚、明强“的修身目标，“诚““明“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核，而“血““强“则完全是湖南蛮子的一腔血性！10-</p>
近代随着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兼容会通精神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扬，如前所述，魏源、郭嵩涛一大批湖湘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先驱人物，而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全方位的容纳了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佛的“性论“、“慈悲“以至西方近代物理学的“以太““电“等概念的范畴，其熔铸古今，荟萃中西的会通精神显著易见-</p>
除了变革会通的主流思想之外，湖南人的保守、排外思想也非常浓厚，以致出现了维新变法期间湖南为变法中心，同时也是保守势力最顽固的地区之一的奇怪现象。变法最激进的人士谭嗣同、唐才常与最守旧的王先谦、叶德辉等皆同为湖湘人。再如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曾国藩等多是湖南人，但湖南人自己却不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反对在湖南开工厂、架电线、通轮船，。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明确承认“湖南排外性最强“。谭嗣同也痛心于“湖南人以疾恶洋务而闻名于地球“。梁启超推崇湖南人为“天下人才之渊薮“，但也表示过“湖南人以守旧而闻名于天下“。一大批湖湘人士成为近代化的先驱，但在故乡往往施展不开手脚，甚至遭人诟骂，许多湖湘弟子跨越内陆，离开湖南施展抱负，而在此之前，他们在自己的故乡往往经历了极为残酷的挣扎。如郭嵩涛出使西洋却遭故乡人谩骂。湖南乡试的学子甚至烧毁了他修复的寺庙，还准备捣毁其住宅。以致郭痛心长叹，“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相反的是，同时痛诋洋教和西学的周汉却极受士子的尊重。近代以来，湖南盲目反洋教的运动在全国特别突出，反洋务的呼声也极高，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多为湘人。而当时湖南本地并无几所近代化企业、学校。比之沿海各省、简直是黯然失色。近代不少外国人在湖南一直过着心惊胆颤的生活，创建湘雅医院，资助**求学的“耶鲁中国“成员出门看病也需乔装打扮。以致后来提出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的伟大领袖年轻时气愤得痛骂：“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在改革开放之前那场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最后一个表态的省份便是湖南……-</p>
湖南这种排外保守的思想根源很复杂，其封闭、独特、内陆性的地理环境对此应深有影响。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11]，湖南“重山迭岭，滩河峻激“，故“舟车不易为交通“。这种封闭的环境一方面可以造就古朴倔强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封闭的保守的风气。湖南三面环山，交通闭塞，自古以来，湘省居民多有历代务农耕种之家，而很少有出外经商之人。因而湖南人很难接受新事物-</p>
再次，加上强悍刚烈的民气作用，使“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另外，湖南是一个移民与蛮族人杂居的省份，“楚人之蛮性“，古时少数民族多被认为是未开化、文明程度较低、保守落后的象征-</p>
另一个消极因素可能是理学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湘学的基调为理学，程朱理学在湖湘广泛流布。而理学本身也是精华糟粕并存。其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在失去刚创立时的积极意义后沦化为封建纲常伦理中最著名的教条。后人对封建思想意识的批判往往是从宋明理学开始的。湖南却一直扮演着维护纲常名教保垒的角色。时至清朝，曾文正中兴勤王亦以理学相号召。他本人也被奉为又一个理学家。罗泽南、胡林翼等湘军将帅都以治理学著称。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了湖湘文化中保守守旧的一面——</p>
（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