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们怎么办？”珍儿指着二人问道。
“先捆起来再说。”我和医生一道把两个劫匪按坐在地上，让两个人背靠背，用拧成条状的床单把他们俩困了个结结实实。
“报警，让警察来处理。”我说。
“乘警可能都下车了。”白医生道。
“难不成放了这俩？”我感到这事有点难办。
我又回到餐车，看见刚才问话的那个乘警正在整理一个手提包。
我把事情的经过跟他大致说了一遍。
“我会通知别人的来处理的，我现在也要走了。”他心不在焉道。
“也只能这样了！”
正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又说：“你们跟我走吧，这一带我比较熟，这附近有一个村庄。”
我回去跟珍儿和白医生商量了一下，二人都同意一道去。
于是我们三个各自拎着随身行李，跟着乘警走出了车厢。
我们随着人流向列车车头的方向慢慢走去，前方是一座铁桥，铁路在这里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弧形，弧线的另一头是一条隧道，半匹山塌了下来，在洞口堆成了一座小山。
一阵暖融融的山风吹来，我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只见我们周围都是绵延起伏的丘陵。山上开满红色、不知名的野花，他们在风中急促晃动着身体，在我眼里，每一朵花就都是一个滴血的、鲜活的生命。
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天问：我是谁？我来自哪？我将去向哪？
有诗云：万点红芳血色殷，为无名字对空山。
我们走过一座铁桥，乘警已经跑到了这支难民队伍的前面。
“跟我走，跟我走。”我在风中隐隐听见了他的喊声。
领头的一群人开始往铁路的右侧走下去，下面是一个缓坡，坡上绿草如茵，飘来阵阵清香。
即便是世界末日，春天还是不合时宜地到了。
我走过一个缓坡又进入一条干涸的河床，那些硬的鹅卵石硌着我的脚，疼得我几乎快要摔倒。
我回头看了一眼，珍儿和白医生已经牵上手了。
我艰难地往前走着，超过了几个速度慢的。前面不远处，一个年轻的母亲背着一个婴儿，左手拎着一个包，右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那小男孩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声哭着。城里的孩子哪吃过这个苦。我紧走几步赶上了他们，一把抱起了那个小男孩。
他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咧嘴凄楚一笑，眼里充满了感激。
我们一大队人一直走到日薄西山，才看到前方山坳里出现了一片白色的房子。
“到了，到了，大伙再加把劲。”我听见乘警在前面喊道。我羡慕这家伙还有力气喊，我的现实是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了。
我们进村时，天还很亮，令我吃惊的是，一群身着脏兮兮时装的男女老少伸着手拥来要吃的。
我对一个直接掏我兜的大娘说：“我还饿着呢！”
“小哥，行行好，给点吃的。”她仍然喋喋不休道。
走在这个全是青瓦白墙房的村子里，一路上都有行乞的。我们来到村子里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大概是以前的晒谷场之类的地方。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天空变得昏暗。
“我们就地解散吧，大家各自想办法，我实在无能为力，对不起了。”乘警在人群中大声说道，还跟大伙鞠了几个躬。
我把小男孩还给了他妈妈，努力在人群中找珍儿和白医生，但并未见到他俩。
该不会是掉队了吧。我心想。
“你跟我走。”一抬头，看见了乘警的脸。
我也没想太多，但愿他能给我找个地睡觉。
“你朋友呢？”
“没见着。”
“没关系，这村子不大，说不定一会就碰到了。”乘警安慰道。
我跟乘警来到街角的一间瓦房，从圆形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一进门，就听见有人朗声道：“二位客官，里面请。”
“你还记得我么？”乘警道。
“哎呀，这不是程大哥么，好久没来了，稀客，稀客。”
这房里摆着五六张八仙桌，只有一桌坐了一对情侣，我们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现在只有面条了。”老板道。
“能有面吃就不错啦，这世道。”乘警苦笑道。
“他以前经常搭我的便车进货。”老板走开后，乘警小声对我说，“以前他的生意很火，村里唯一的饭馆，我们逢年过节都会来这吃野味。”
“来喽，一人一碗，不够也没有了。”老板端来两小碗面，“本来是我的宵夜。”
“以前穿山甲、天鹅肉都能吃到，可你瞧现在。”乘警道。
我再也没气力听他啰嗦了，“唔唔唔”应着，三两口就把那碗面吞下了肚。
“你这还有住的地方吗？”乘警还保持着用餐时的基本礼仪，大概火车上没落下过一顿。
“有倒是有一间，但明天我老婆孩子要下来，你们只能住一晚。”
“一晚也行啊。明天再想别的办法。”
“你们跟我来吧。”
“钱下次给你，这次走得急，忘带了。”
“嗐，别提钱了，现在钱还有屁用，不如给我捎点烟酒。”
“一定，一定。”
老板带我们走进一间卧室，一股腐朽的潮气迎面扑来，屋中间摆着一张挂着蚊帐的大床。
“你们凑合一晚吧，院子里有井水，上厕所去后院的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