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堂兄！里堂兄！我刚才居然看见了一个红毛鬼，吓死我了！”
“这位先生，我不是鬼，我是正教的神父！我曾在你们的京城留过学！”
历史上的汪中活到五十岁就去世了，这主要是由于他少年时家境不好，又玩命读书，底子就很差。之后又因为郁郁不得志，长期处于憋闷的状态。赵新之前和洪涛聊过，这老先生搞不好不是心脏病就是卒中。而眼下的汪中活的十分滋润，吃得好睡的着，隔断时间就来个身体检查，不行就赶紧吃药。
段玉裁别看快六十了，可身体还是可以。历史上段玉裁在五年后摔坏了右腿，之后还强撑了二十年，期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
洪亮吉身体的底子还不错，毕竟人家经常外出游历，体质差了可没戏。历史上他因为上书触怒了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来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郁郁终。
在结束了鸡飞狗跳、大惊小怪的医院半日游后，这些人又被汪中领着去了西拉河东岸的钢铁厂参观，然后是参观小学，参观拖拉机，晚上看电灯
两天后，一直不见赵新露面的汪中有些着急了，他猜不透赵新究竟是什么意思。明明招揽这些人是得到了他的同意，可迟迟不露面算是怎么回事？
到了晚间，闷闷不乐的汪中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心说明天赵新要是还不见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赵新不见是因为他没想明白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传统文人在北海镇体系内的地位就会非常尴尬，北海镇也始终迈不出挥师入关的脚步。
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赵新这一年多来想了很多。从一开始的单纯为了金子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到当皇帝的野望，再到作为当权者去考虑工业化国家意味着什么。
这两年随着他跟汪中谈的愈来愈多，赵新渐渐明白了后世的知识分子跟传统文人可真是不一样，自己这些人一开始都想简单了。
从跟汪中的交谈中，赵新逐渐明白科举制对文人意味着什么。
科举制度是古代士人与政治架构的联系方式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士人政治”形态的生命线。一刀切的废除科举就是从根本上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将直接导致层序社会的解体。
若是改为什么资格考试，那考什么？搞数理化吗？那些四五六七十岁的中老年文人怎么办？没钱重新进学堂的人怎么办？
即便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士子，只要当权者不认同儒学政治，那对他们无异于釜底抽薪；无论怎么重用这些文人，也必然导致他们的信仰和认同崩塌。
梁启超的痛苦如此，王国维的痛苦如此，梁巨川的痛苦更是如此。
另一时空里的清末，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士人与国家的共命运的联系被迅速瓦解。旧派文人脱离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又无法被新的政权结构吸纳，从而变成了“游离化”的社会群体，进而引发了急剧的社会震荡。
从汪中的态度看来，赵新察觉到“认同”和“变革”并不是必然冲突，甚至可以是相辅相成的。
一切“变革”必然从传统中来。盲目地反对传统、否定“认同”不仅无用，而且可能不利于社会的“变革”与工业化发展。
士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乡村共同体的利益，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伦理责任与信仰支撑，这一角色在北海镇入关后的前期至关重要。
进了关可不是人烟稀少的外东北了，每占一地，就需要维持一地的稳定。政权平稳交接、接收人口、土地和财富，旧有的官吏如何安置、新的政策如何更快的落实到乡村，这都需要传统士人的协助。
如果一切都要北海镇自己解决，采用暴力手段全盘夺取，那好了，打下一地治理一地，慢慢来吧，几十年都未必统一的了！
头两年的时候，赵新粗暴的认为工业化的进程中会因土地问题而跟士绅阶层发生对立冲突，这也是他不愿接触招揽满清文人的原因。既然早晚都要被打倒，那就没必要产生过多关联。
然而对于一个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而言，工业化的进程实际上要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是在工业化挑战的背景下如何维持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第二以国家或是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文明结构的转型。
从后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绝对专制主义都是工业化建设的第一阶段。由此才能摧毁或是消除弱小的地方化的各种政治势力，或者把它们合并到强大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中去，以此强化中央的权力来统治其属地，把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秩序加诸其统治的属地。
而从较为分散、地方化和多中心的政治权力架构转化为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必定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动荡的过程。
“科举，绝对专制，权力认同”昏暗的灯光下，坐在桌前的赵新喃喃自语。
他觉得自己不把这一切理清楚，就无法面对那七个文人将要提出的问题。
一个充满战争与动荡的过程。
“科举，绝对专制，权力认同”昏暗的灯光下，坐在桌前的赵新喃喃自语。
他觉得自己不把这一切理清楚，就无法面对那七个文人将要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