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瀚与田氏的婚姻，实际上是先帝基于当时的情势，一手促成的一桩政治交易。只不过交易的双方是田氏家族代表的清流文人与皇权，徐文瀚仅仅是个为了成家而娶妻的道具。
二人婚前从未谋面，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婚后生活平淡无奇，徐文瀚认为也没什么不妥。但真正到一朝失去，个中滋味，唯其自知。
过分贪财且毫无原则的倒贴娘家的女人，杨致在前世见得多了，因此也很不喜欢田氏。当年对田氏小施教训，只是想让徐文瀚的日子过得清静一点罢了，实在是出于一片好意。他从未想过真正要把田氏怎么样，更没想到田氏的性情竟是如此刚烈！
事实上夏楚两国战事已进入了最为关键的阶段，恶战正酣。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安发生了什么，杨致无从知晓，顾不上也管不了。
巴陵对南楚意义之重大，犹胜江夏。巴陵一破，洞庭以南至楚都长沙便是一路坦途，已无险可守。不出三日，夏军即可兵临长沙城下！
根据探报，文焕章与张博虎亲自坐镇指挥，南楚在洞庭湖集结了五万精锐水师，在临湘至巴陵一线外围，部署了三万楚军，巴陵有六万楚军驻防。那就是说，南楚为了守住巴陵，集结了十四万水陆大军。
比较而言，夏军作为进攻的一方，即便是两个重兵集团加起来，兵力亦不占太大优势，只能算是基本持平。
西北方向的沈重所部约五万人。张得胜所部水师三万人，共有八万人。此前两部协同相继攻占荆州、江陵、华容。杨致固然是着眼全局、命他们放缓进攻的步伐，也是有意让他们配合更为熟练。
东北方向陈准所约四万人。杨致的中军本部约三万人，也悉数拨至陈准麾下由他指挥，共有七万人。夏军两个方向集结的兵力，总计十五万人。
十四万对十五万，又将是一场恶仗。
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如果是死读兵书，遵循这个原则，那这一仗连打都不用打了。
十月初二日，杨致传下作战帅令之后，便把自己关进了中军行辕书房，房内彻夜灯火通明。
文焕章与张博虎之所以集结重兵坚守，首先是因巴陵是通往长沙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得不守。
其次是有洞庭湖作为天然屏障，水师也较夏军占有明显优势。只要拼死挡住沈重、张得胜集团，令他们不能渡江越湖，对巴陵就不会造成太大压力。
都说吃一堑，长一智。文焕章与张博虎已经数度领教过夏军火器的威力。也看到了陈准集团火器难以及时补充、机动能力不足的弱点，做出了针对性的作战部署。
咸宁的惨痛教训，令张博虎清醒的意识到。将所有兵力收缩至一座城池之内，无异于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等着被动挨打。所以二人计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固守临湘的打算。而是作为消耗夏军火器、诱其继续前攻的第一个诱饵。
第二个诱饵极显残酷，居然是巴陵外围三万楚军的性命！命领军将领趁陈准集团立足未稳，不惜一切代价，从三面同时殊死进攻。待两军绞杀到一起，另遣一将领兵两万出城接应攻杀，陈准集团可破矣！
陈准集团一破，巴陵之危遂解。夏军火器之利一失，攻取坚城已无优势可言。几百门火炮、几千具重弩、数万斤火药，哪一样都不是地里的大白菜，短时间绝难补充完备。届时楚军只须坚守不战，加固城防，静待后援。
文焕章与张博虎心里都很清楚，这是一场疯狂、甚至称得上悲壮的赌博，而且只能抵挡夏军一时，无助于改变南楚国运。但是除非开城乞降，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就如张博虎面交杨致的密信中感叹的那样：空怀壮志，无力回天！
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杨致经过一夜苦思，作出了一个更为疯狂的决定。
十月初三日天刚放亮，杨致便命亲卫统领马扬为他备马佩刀，召来中军校尉马运，吩咐道：“我要亲往咸宁一趟，你们暂且原地驻守，中军行辕不撤，一如往常。十日后方可启行，将中军行辕前移至咸宁。”
马扬与马运异口同声的惊问道：“大帅，为何不让我等二人领一众亲卫同往？”
杨致头也不回的道：“我只须一个昼夜可达咸宁，你们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