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成都，我吃饭成了问题。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脑子里装的全是关牧山的影子。
本来说好了开始招生，局里新请来的茶道老师每天坐在办公室等着我。
可我怎么也不想工作，关在宿舍里不门。
过去，我特爱照镜子，如今，镜子被锤烂。
茶城那边要配送新订单，没感觉。
那套《二十世纪全球大事记》销完了，要我去统计总账，不动。
直到局长亲自来过问，我才出门来。
再看时间表，已经到了九月中旬，方才记起他已经离世两月了。
局长只说了一句话：“他只不过比你先走一万多天，急什么？等做完你应该做的，他自然会来接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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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让我苦苦地信了。
回到岗位上去的第一天，那茶城的曹峰赶来，直接将账单交给我。
“碟店那边到底归谁管？几天不回传呼。”
我头脑相当不清配，说重一点，我是怎么回到成都，又怎么度过了这一个月。
无论怎么回忆，都记不全。
那党组书记久歌到是一一帮我回忆，是她帮我搞些吃的和用的。
使才算有点人样地到现在，别的，就是请了医生。
换句话说，就是差点将我送到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四医院去了。
为什么最终没送去，还得感谢那个中医医生。
他吹牛说我的病是心病，不是神经病。
送到那地方，好人也会被整出毛病。
加上我的局是一名只信中医的传统分子，一听说没那错乱的神经病，当场就决定花钱医。
那中医就接了这活，整整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