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尚宝司卿在中极殿讨论矿税一事，袁可立向朱由校提了两个收矿税的例子。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神宗揭发，山西每年征解税银四万五千二百两，税监孙朝只向内库进奉一万五千八百两，其余两万九千四百两全部被孙朝假称拖欠的手法占为己有。收上来的税银超过六成都被太监孙朝贪污了。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向神宗揭发，税监马堂每年抽取各种税银在二十五万到二十六万两之间，而每年向内库进奉才七万八千两白银，七年之内隐匿税银一百三十余万两。收上来的税银超过七成都被太监马堂贪污了。
“矿税太监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三十四年间向内库进奉了五百六十九万两白银，陛下你想想，落入矿税太监腰包里的白银有多少。”袁可立郑重说道。
“也就说神宗皇帝只拿了矿税的一点零头，矿税太监各个成了暴发户，是开矿征税事件的真正受益者。”朱由校疑惑地问道。
“是的，陛下。神宗皇帝只拿到矿税的一点零头，却把整个国家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也正是因为如此引发了一系列民变，最严重的就是临清民变。税监马堂在临清的新城、旧城内遍布税吏，竭泽而渔。凡遇背负肩挑米豆杂粮的小贩也不放过，以致小商小贩不敢到城里做买卖，小民生计受到很大影响。临清百姓抗议，马堂却派人向百姓射箭，百姓群情激愤闯入衙门与衙役打斗，并放火烧了衙门。临清守备王炀从火中救出马堂，却不料遭到马堂手下郑惟明的诬陷。郑惟明为了替马堂掩饰罪行，把导致民变的责任推到王炀身上。神宗接到奏报，立即下旨把临清守备王炀逮至京师审讯。王炀莫名其妙的成了替罪羊，马堂却逍遥法外。”
袁可立说完这一大段话，呼哧呼哧地喘气，皇帝马上吩咐太监给他递了一杯茶。袁可立喝完茶，皇帝接着问：
“袁爱卿，你说对商业破坏很大，能不能具体一点。民变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挑唆。”
“回禀陛下，万历三十年户部尚书赵世卿报告，临清原有绸缎店三十二家，关闭了二十一家；原有布店七十二家，关闭了四十五家；原有杂货店六十五家，关闭了四十一家。商业极度萧条，行商几乎绝迹。大明七大钞关所征收的关税，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减少。陛下，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么？”
“朕明白了，袁爱卿放宽心，朕不会再提收矿税的事。但是现在朝廷需要更多的税款，这该从何得来呢？”
“陛下，一方面是清丈田亩，另一方面还是从商税上着手。在万历中期，各地商业繁茂，从实际上说多收商税是可行的。然而经过矿监税监的对商业的巧取豪夺以后，行商大量减少，市场逐渐萧条。现在多设钞关，但是管理好钞关与钞关之间的交通，确定一个准确的合理的货物税，严格处罚增加杂税贪污公款的官吏，这样朝廷仍然可以多收到税而且不影响百姓的生活。商税的高增长不在今年，而是在商贸繁荣以后。”
穿越者一听，大概明白，袁可立是想扩大税基，而不是增高税率。这样做是为长治久安着想，不能解燃眉之急。
“袁爱卿，这个建议好是好，但是时间太长了，远水救不了近火。”
“微臣还有一个办法，能大幅度增加商税收入。这个办法风险很大，很多朝臣会激烈反对。”
“什么办法？”皇帝前屈着身子问道。
“进一步放开海禁。”袁可立这句话说得一字一顿、斩钉截铁，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只要能从海上贸易赚到钱，财政的难题就解决了一半。”
“好，袁爱卿，那你多讲一讲海贸的事情，朕很有兴趣。”朱由校顿时眼睛发亮，要知道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正好是全球的大航海时代。在明朝，能意识到海洋价值的臣子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