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陛下，那微臣就要啰嗦几句从头讲起了。太祖皇帝建立大明以后，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并作为祖训要后世子孙奉行不渝。当时太祖皇帝是有他老人家的原因，当时在东南海上有两股势力对我大明构成威胁：一是被太祖皇帝击溃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二是倭寇的侵扰。后来这两个威胁都被成祖皇帝一一解决，才有了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可谓是乘长风破万里浪。”
“朕听说成化年间，宪宗皇帝想仿照成祖皇帝派人下西洋，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案卷。兵部尚书项忠派人去取，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原因是这些案卷已经被刘大夏拿去提前焚毁。有没有这件事啊？”
“陛下是看了《殊域周咨录》这本书才有这个问题吧，臣也看过这本书。刘大夏焚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本书的记载有错误。刘大夏只是把档案藏起来了，劝谏宪宗皇帝打消下西洋的念头以后，就把档案送回去了。浙江归安有个年轻人叫茅元仪，是茅坤的孙子。他正在写一本兵书叫《武备志》，其中就引用了下西洋的档案。”
“原来是这样，朕不学无术了，袁爱卿接着说。”
“虽然咱们大明开国之初实施海禁，但并没有隔绝与海外列国的贸易，当时有朝贡贸易来充实国库。当时外邦番国呈献给大明皇帝的贡品只是一小部分货物，其余大部分的附加货物要经过朝廷的定价。货物中的六成由朝廷估价购买。”
朱由校听完恍然大悟，这种由“买方”定价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变相地收取实物税。
袁可立见皇上听懂了的样子，继续解释道：“洪武朝时，日本国进贡刀剑，朝廷定的估价为三贯。”
“三贯”指的是宝钞价格，而宝钞是一种没有准备金制度的不可兑换货币，币值非常不稳定，三贯在当时仅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如果贡使要换瓷器和铁器，那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一个青花白瓷碗价钞三百贯，相当于一百把日本刀的价格；一口三尺阔的铁锅价钞一百五十贯，相当于五十把日本刀。
“后来，永乐朝，成祖皇帝派郑和下西洋打通贸易路线，通过朝贡得到大量的香料。这些香料可以用于支付国内大量文武官员的俸禄。”
“朕大概明白了，咱们大明朝贡收的基本都是实物，不是现银。”
“陛下英明，事实的确如此。南宋高宗末年，仅市舶收入一年即达两百万贯。元朝前期，一年商税折银一般在四百五十万两左右，其中市舶收入占极大的比重。我大明建国初年商税只有二十几万两，跟农税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为什么呢，因为朝贡来的货物没有计算在商税里头。”
“那袁爱卿你说一说，为何太祖皇帝不扩大海上贸易，多收点商税啊？”
“回陛下，一部分原因是我大明建国初年尚属于休养生息的时候，商业并不发达。另外宋代有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财政负担重，而疆域狭小，农业税收有限，需要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税收来补充。太祖皇帝实行军屯，规模庞大且行之有效，因而太祖皇帝时的财政不需要负担军费的支出。正因如此，太祖皇帝才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我大明疆域远比宋朝广大，所以农税也比宋代多得多。我大明官员的数量也不像宋代那么庞大，官员的俸禄也比较低。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税收即可维持，不需要过度依靠海贸的税收。”
“朕明白了，既然有海禁，应该只有朝贡，没有私人海商了？”
“回陛下，虽然有海禁，但是私下的海上贸易一直在进行。直到正德年间，武宗皇帝虽然有些荒唐，但是也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市舶司正式有了税收。正德年间的抽分法，对贡使的附带私物抽十分之二的实物税。后来对大明海商也渐渐的照此办理。因此海禁虽未明令废除，但实际上已网开一面。以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代表的一部分开明官僚认为，私人海外贸易百法难防，无法禁绝，不如因势利导，放宽海禁，承认私人海外贸易合法，从中可以征收较多的商税，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军饷，弥补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也有保守官僚反对，比如说当时的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他就反对抽分。”
“那也就是说，海禁从正德年间就是子虚乌有了？”
“准确的说，是闽浙一带地方官府彻底管不住海贸走私了。佛郎机人乘着他们的走私船，占领了沿海的一部分岛屿做生意，他们与大明当地的商人搭桥，贿赂地方官吏，使得走私贸易急剧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