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在中国最有价值的投资，谭延闿一定会选择清华大学和庚款兴学——这两个举措确实是对中美两国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受益匪浅，中国得到了大量的人才，而美国的这笔“精神投资”确立了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在二战中成了英雄的美国自信心爆棚插手中国内战，或者是没有冷战的话，可以预见美国在华的“精神投资”将会获得空前的成功，但历史还是非常残酷的，美国人最终站错了队，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精神投资”全面破产。
就像现在在华最成功的外国武器制造商克虏伯一样，克虏伯推销的不但是自己的火炮，更是接纳了中国陆军中大量的人才前往德国深造学习军事，目前北洋中留学“成色”最足的段瑞五人，他们三年在德国学习的时间中有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时间都在克虏伯兵工厂中实习，论炮兵和火炮制造与使用理论，谭延闿的“侍卫队系”是拍马也赶不上的。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在李鸿章时代还是在谭钟麟时代，北洋的陆军、海军所使用的进口大小口径火炮几乎都是克虏伯公司一家生产，剩下来的便是谭延闿一直主张的引进加仿造所出来的火炮产品了，至于别国火炮产品所占比重微乎其微。
谭延闿心中非常清楚，科举考试的命运最迟也不会超过十年必然会结束，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成为士子的领袖级人物之后。便开始大量地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维新思想，其中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就是他维新变法中的核心部分。
“如果你们真的有能力发动维新变法，那借机废除科举考试未尝不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谭延闿心中默默的想到。
随着谭延闿慢慢的步上高位，给他感触最深的还是缺少相关地人才，军事人才是他最为看重地，也是他最为保守地方面——在北洋陆军学堂没有被他彻底掌控之前，能够成为他真正心腹的只有自己所训练出来的侍卫队出身的军官。至于其他科学、经营管理人才他则感到非常缺乏，像寇青这样的商业人才并不是每次都可以碰到的。这需要谭延闿的人品值达到相当高地水平才行。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并不是每次他都有好运气挖掘到寇青这样的人才——从两广到直隶总督，总督府招募幕僚也不是一两次了，但是质量上却让谭延闿备受打击。
随着北洋的摊子越铺越大，对于新式人才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迫切，而在中国科举考试一统天下的时代，靠本土出产新式人才实在是太少了，再加上让康有为等人这么一闹。各省总督都在想办法笼络人才，军事的、科技等方面的人才更是各省总督角逐的焦点。想要满足自己对人才地需求，最彻底地办法便是开新式学校，批量的出产各式人才，在这方面北洋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有必要地话，就像北洋陆军学堂那样成为谭延闿控制各省新军训练的把柄一样，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开展新式教育最重要并不是建学校的银子。关键的是缺乏各种科目的老师。谭延闿可舍不得他好不容易四处搜罗来的人才回到各个学堂当老师，唯一的办法便是借鸡生蛋——抱抱美国人的大腿，以未来的空头支票形式来诱惑尚且还处于二流强国的美国为培养中国人才大开绿灯。他相信精明的美国人会从中看到机遇。美国人在华开拓市场的野心从来就没有降低过，不过由于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直至现在的强势，使得美国人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多大的进展，而美国日益膨胀的工业总产值使得开拓市场已经迫在眉睫。
不过谭延闿也不打算让美国人直接控制中国的现代化教育体制的建设进程——他给托尼领事开出的价码是中美合办所有的现代化学校，如果清政府不出钱的话，那他会以个人名义或者是纠集一群有实力的商人来出资推动这个计划的前进，而谭延闿则作为这些学校在政治上的保护人。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谭延闿不希望这些未来最顶尖级的中国学府中，美国的资本过于强盛，他可以接受中国的私人资本投资建学，但却很难容忍一个国家最顶尖级的高等学府完全由外国资本来开办。
这也许是谭延闿内心中的一种固执，同时也是因为外国在华开办学校的教训——在上海和天津等沿海城市，外国人不是没有开办过现代学校，鼎鼎大名的上海中西女塾就是外国人开办的。外国人在中国办学这本无可厚非，教会学校也非常多，但是谭延闿却了解到这些外国人开办的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等课程中，对中国历史进行大肆的歪曲、贬低甚至是侮辱，这却
不能容忍的！
谭延闿需要外国的资本和人才来为中国培养现代化的新式人才，但却不能容忍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这会不仅会使得他在政治上冒极大的风险，同时也不是他培养人才的初衷。有他或者是其他中国私人资本介入与外国资本合力办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这种扭曲式教学方法，降低培养“香蕉人”的几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面子或是自尊心的问题，而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威胁，与其培养一批香蕉人，谭延闿宁可靠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来办学！
建立新式教育体系同时也是为了谭延闿造反所用——根据他前生的那点有限的历史知识，革命党人在数次起义不成功之后，便将重心从军事起义转向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入教育领域，通过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来暗地传播革命思想。尽管推翻清王朝地统治最终靠的还是暴力革命。但这种精神上的准备也是功不可没，至少在他的家乡湖南就是这样——历史上的百日维新使得湖南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新式学校，而后来经过革命党人的暗中推动，像黄兴等这样的革命党骨干都是在湖南从事过教育活动地。
一直以来谭延闿对于自己手中地军队地思想教育控制的应该说是极为严格的，对上他是欺瞒，并不将效忠主子的那一套灌输给军人，就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所进行的历史等课程，他也是稍加改动。降低“死忠清王朝”的成分；对下面地军人也不灌输革命思想。而是灌输民族思想。对士兵和军官中出现的有些萌芽状态的革命思想也不进行打压，反而是处处加以引导——随着自己手中掌握的实力日益膨胀，他已经越来越预感到自己造反的日子加快临近了！
谭延闿这么努力的训练士兵加快新建陆军成军的速度，也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北洋地陆军建成中国举足轻重地军事力量，这不完全是为了他个人实力的增长，同时更是为了他日后造反做准备。不过根据他前生的记忆，他却在造反地时间上感到了非常的迷惑——历史上使得袁大头第一次臭名昭著的百日维新背叛改良派投靠慈禧太后自然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将他放在袁大头的位子上定然是不管皇帝太后一锅端的，而且他现在的实力也远比历史上两年后的袁大头厉害的多。不过选择这么一个时机也是很有问题——谭延闿自问在两年中不可能有操控全局的声望，而中国也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思想基础……
再往后拖上一拖可就到了庚子事变了，谭延闿前生的记忆中不记得在庚子赔款中中国到底赔给八国联军多少银子，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宗的一笔赔款，怎么也比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要多得多，没个三四亿两白银的赔款是下不来的——难道说让自己接手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那背负如此巨额债务的中国谈何崛起？况且自己已经在京津地区有着大量的投资和重工业产业。八国联军一来。这些自己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坛坛罐罐岂不是被战争打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