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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室和起居(1 / 2)

无奸不妃 兜兜小后妈 更新时间 2021-08-20

 对于古代的房屋建筑,在儒家的经典上有不少记述,历代学者所做的考证也不少;古代的礼制中对人在建筑物内的活动也有不少细致甚至繁琐的规定。但是,如果从大量的诗文作品中考察,并核之以古代建筑遗址地下挖掘的情况,则经典上所写的有好多并非事实,而对于人们起居的规定也并非都是当时的情况,有不少是著书立说人的理想或后代人的附会。例如《周礼•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应是帝王宫廷的大体布局。祖即祖庙,社为祭社神、稷神之所,二者分别建在宫廷的左、右。朝为群臣朝会处,市为城中市场,一前一后。但是实际上直至唐代这个建筑格式也并未用于实践;反而是元、明、清才按左祖右社安排,这显然是在附会“古制”。而其间也有所发展。例如若依《考工记》,祖、社应在宫廷的正左正右,而明代则分别建于左前方右前方(即今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这是为了使祖、社与宫廷本身连成一个大的群体建筑。倒是元大都对祖、社的安排与《考工记》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要了解古代的建筑和人们生活起居的情况,还应该从古代的作品中“就事论事”,因为古代文人写作时虽然也会有所夸张,不无浪漫、理想的色彩,但任何人构思落笔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启示和局囿,所以他们写下的更为可信。当然,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也并非毫无事实作根据,因而也值得参考。

一、宫室

1.**居与版筑

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居:从原始人利用天然崖洞以避雨雪风寒,发展到在平地上建造浅**式的房屋,在相当长的历?***谥校恢泵挥型牙胍桓觥?*”字。《周易•系辞下》:“上古**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我们的古人是早就考察了人类居住条件的演变过程的。这从一些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说文》上说:

**,土室也。

窨,地室也。

*[上**下怱](窗),通孔也。

窮,极也。

窘,迫也。

说**为土室,窨为地室,当是古代生活和语言的遗留。现在北方还有“地窨子”(地下室)的说法,而**已经变为孔、洞的泛称,看不出古人**居的痕迹了,需借《说文》以明字的古义和古人居住的情况。窗(*[上**下忽])字从**,说明建筑上的这一设施是由**居时代就有的:在**壁上开孔即为窗。窮(今简化为穷),**下一个“躬”字,躬即身体。这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即窮字既从躬得声,又表示一个人进入**室中。**室只有一个出入口,人一直往里走是没有“出路”的,也就是走到了尽头、顶点。古代穷与达相对,达即通达,畅行无阻,然则穷的本义即无路可走。窘迫的窘也从**,也是因为以人在**中表示受困的意思。

地下的挖掘也证明了远古**居的事实。山顶洞人距离文明社会还很久远,我们不去管它。西安半坡村原始社会遗址则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个遗址中的房屋有两种:方形的多为浅**,深五十至八十厘米。**的四周紧密地排列木柱,并从外面敷上草或草泥以形成墙壁。其他地方发现的浅**式房屋,也是从地面下挖一米左右。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半地**式的房屋中央(有的略靠近门口)都有一个灶坑,这个坑当然也是**,因此灶字古写作竈、竈,也从**。在半坡村也发现了建在地面上的房屋遗址,墙壁也是用排木敷以草、泥而成。随后,大约在商代,已经大量使用版筑的方法立墙,当然,半**式的房屋仍然存在,但大概只是奴隶的住所:墙壁厚实而又全在地上的房子总比浅**舒服。

所谓版筑,现在叫干打垒。其筑法是:先在地上立两行木柱,柱里放板,两行木板之间填以黄土,用夯一层层夯实,然后撤去板、柱。《孟子•告子下》:“傅说(yuè,悦)举于版筑之间。”傅说是殷高宗武丁的名相,据说当初他曾在傅岩为人筑墙,后来被武丁发现起用。这件事,在《墨子•尚贤》等处也有记载,结合商代遗址的挖掘情况考察,说武丁时已有版筑,是可信的。《说文》:“栽,筑墙长版也。”“牏(yú,于),筑墙短版也。”所谓长版,即墙两边的版,因为墙长,宜用长版;短版,即墙两头的版,宜短。单是墙版名称就已分得这样细,可见版筑一业是很发达的。

夯土、版筑的出现是古代建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种技术不但可以提供坚固、保温防暑的房屋,而且可以就地取材,施工方便迅速。版筑后来也应用于筑城墙、修堤坝,而且经久不废,从殷商一直沿用至今。在制砖技术未被广泛应用的时代,即使是最高统治者的住房也要用版筑。《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真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晋灵公所雕的,即版筑的土墙,在当时已是极为奢侈的举动,因此作为其“不君”的三个罪状之一,与戏弄坑害百姓(一说大臣)、草菅人命并列。旧题汉无名氏所撰的《三辅黄图•咸阳故城》说:“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木即屋柱,土即墙壁。从现代的地下发现看,砖的使用到汉代才较普遍,秦始皇宫室之墙以土夯成再涂以颜色是可能的。

往墙上涂抹白灰使之光滑洁净并防雨水冲刷的破坏,在古代叫“圬”(wū,污。又写作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圬人以时螟(mì,密。涂抹)馆宫室。”《论语•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粪土(脏土)之墙不可朽也。”脏土缺乏黏性,筑墙不牢,墙面既不平整又难附着涂料,所以说不可朽,且与朽木并列。

自从居室从浅**演进为地面建筑后,便又相应地产生了一批反映这种新型居住条件的文字,例如室、家、宅、宗、安等。这些字都从宀,在古文字里作*,正是版筑房屋的正面或侧面的形象。

2.城市布局

春秋时期以前的城市,是周天子和诸侯们居住和统治全国的中心,城市里的手工业主要是为君王贵族服务,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此城市的规模比较小。《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测量、建造)国(京城)方九里,旁三门。”方九里,指城的每边九里,即九里的平方。据说当时以五步为三丈(双足各跨一次为一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计一里为三百六十步,则古里小于今。《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诸侯下属的城市)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诸侯国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一雉为三丈长、一丈高,这里说的百雉,只着眼于长度。百雉为三百丈,既然是三分国都之一,则国都每边应为九百丈,五里。如果《考工记》和《左传》的记载可靠,估算起来,周天子的京城约相当于北京的皇城,诸侯(例如郑国)的国都则略大于故宫。

到战国时期,城市日趋繁荣,面积扩大,例如《史记•苏秦列传》上说齐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七万户的人口总有三十多万了,其城的规模可以约略想见。又如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城址为两个方形的不规则结合,东西约八千三百米,南北约四千米,与明清两代北京的内城略同。

从已发现的战国诸国的城市遗址看,城的四周都有夯土筑成的城墙,有的还有通贯全城的中心街道和与之垂直的若干小街,说明当时的城市已经开始有较为统一整齐的规划了。

汉代首都长安,由于先建宫殿后筑城墙,也由于地势南高北低临近渭水,因此城墙的形状不规则,历史上有名的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角,长乐宫位于东南角。长乐宫先成,为汉代最初政治活动的中心。《史记•叔孙通列传》:“汉七年(即高祖称王的第七年,称帝后的第三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汉代以十月为岁首,参见第二编)。”又《史记•高祖本纪》:“八年……萧丞相(萧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阙:这里指大门,详下),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甚壮,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重威”是壮其宫阙的目的之一,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为统治者的建筑原则。未央宫虽成,但刘邦在位时却仍在长乐宫居住、理事。例如《淮阴侯列传》载吕后要杀韩信,便与萧何设计,“诈令人从上所(皇帝那里,指刘邦平定陈豨叛乱的前线)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dài,代。骗)信曰:‘虽疾(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而刘邦最后也死在长乐宫中。及至惠帝,七年后就是在未央宫死去的了。《文帝本纪》:“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文帝为代王时在长安的官邸)。皇帝即日夕人未央宫。”大约从惠、文之际,宫廷的活动中心即转至未央宫。

汉代的长安,确立了首都以宫城为主体的规划思想,这一原则一直为历代帝王所遵守,但各个朝代又都有所改变、发展。例如西汉宫掖全在长安城的南部;东汉建都洛阳,则城的中心建南北二宫;曹魏经营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东北),以一条大道东西横贯全城,宫城建于大道之北;隋唐的国都建在汉长安城的东南方,全城成规则的长方形,宫城设于城的北部中央,宫城以南又建皇城,以后又在城外东北方建大明宫,城东建庆兴宫;北宋的都城是汴梁(今开封市),城有三重,城墙内有内城,宫城设于内城的中央,这样一个格局也为后来明清两代所沿用(内城则改称皇城)。

历代帝王除了注意宫城的规划建筑外,同时也逐渐注意到平民住宅区、商业区和街道的规划布局。

汉代的长安城里还有九府、三庙、九市、一百六十闾里,但却分布在城南北部的几个宫城周围,可以说,这时帝王与平民是“杂居”的。东汉的洛阳被宫城一分为二,东西往来不便。邺城则有所改进,城的北半部为贵族区,宫城西边为禁苑、仓库、马厩,东边为王族居住区和官署;城的南半部为居民住宅区。历史上有名的铜雀台在城的西北方。隋唐时期的长安有了进一步细致的统一规划,把城中除去宫城、皇城的所有地方,整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每个里坊呈方形或长方形,并各有高大的夯土围墙,坊有四门、十字形大街或两门、一条东西向横街,有许多较窄的小巷与大街相连。城的东部和西部各设一市,筑有墙垣,约长四千米,四向开门。宋代汴梁的道路、建筑也很整齐,据说城内共有一百二十一坊。

上述的城市格局,在古代诗文中都有不少反映。例如班固《西都赋》: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金城:形容城墙的坚固。呀:大而空荡的样子。池:护城河。三条广路:长安每面城墙各有三门,每门有大道相通,总计十二门、十二大道。间:里门。阎:里中门。隧:市场中的路。阗:同填。郭:外城。廛:市场中的房舍。)又:

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设壁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周庐,指设在宫城内四角的房屋,为宿卫官兵所居。徼:jiào,叫。巡察。徼道:军队巡逻所走的道路。绮错:像绮文那样纵横交叉。辇路:皇帝车辇所走的路。修:长。除:陛阶。桂宫:汉武帝所建的宫廷群体建筑,在未央宫以北偏西。明光:桂宫内的殿名。隥:dèng,瞪,同墱。陘道:阁道,架在空中的通道。墉:城。掍:hǔn,同混,这里指通达。建章:汉武帝在城外西郊建造的宫院,与未央宫隔城相望。凤阙:建章宫东门外之阙。觚棱:阙角上的瓦脊。金爵:金雀,房顶上的铜制鸟形装饰物。)

又如白居易《晚出寻人不遇》:“轻衣稳马槐阴下,自要闲行一两坊。”这是说所居相距不远。现在北方把邻居叫街坊,也就是同街同坊之意。唐代设有教坊、作坊。教坊为俳优杂伎教习之所,是音乐歌舞等艺人集居之地。作坊本为给皇室制作用物的手工业工厂。杜甫《陪李金吾花下饮》:“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诗中虽未涉及城市建筑,但却反映了当时坊街生活的制度。汉代设执金吾,禁止夜行,后代基本沿用。唐代各坊之门入夜紧闭,禁止出入,大道及坊内均有人巡逻察夜,杜甫即就此而与李金吾开玩笑。

3.庭院

先秦的庭院情况,我们可以从文献对人物活动的描述中体会出来。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吴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夫差)刺杀吴王僚: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堀室:地下室。甲:甲士。及其门:指从道上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门前。铍:pí,皮。剑。羞者:进献饭茶的人。献体:脱光衣服。坐行:跪行。及体:指铍达到羞者的身体。相授:递给王左右的人。)又《公羊传•宣公五年》载晋灵公派人刺杀赵盾事:

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入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窺其户,[盾]方食鱼飧。这两段记载,准确地勾画出了春秋时代贵族住宅的大体轮廓。

住宅用墙垣围住,垣有门;门内有第二重院落,第二道门较小(《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Wéi,围),其小者谓之闺。”);主人起居的建筑中最前面的是堂,堂前有阶,堂后有户,由户通室,室中布席。因而吴王僚的警卫人员所站的位置为道一门一阶一户一席;刺杀赵盾者的行动路线是门一闺一堂一户。

现在我们依次对住宅的这些部位略加叙述。

周代的大门一般是三开间。《说文》:“闺,特立户也。”所谓特立即独立,也就是只有一个门。这是与“门,闻也”相对而说的,闺是特立,则门非一间可知。三间中当中一间为明间,为出人之门,左右各一间,类似后代的门房、传达室,叫塾。《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过去私人聘请教师来家教授子弟叫家塾或私塾,可能即由于最初以塾为教室。门字在这一时期专指大门。《说文》:“门,闻也。”段玉裁说:“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许慎是以音近的词指出门的功能:门是阻止外人进入的,要进,需要“传达”。《尔雅•释宫》:“门谓之閍。”(参阮元说改)閍音fáng(防),得义于防,这是着眼门的防卫作用。有人说阅为庙门,其实最初人之所居与鬼神所居无别,门的名称也不妨相同。《释宫》还说:“正门谓之应门。”前人说正门即中间一层门,并无确证,所谓应门,即于该处呼唤,里门应之的意思,与“门,闻也”的用意一样,指出了大门的作用。

门内为庭.即院子。讲究的住宅还要设一道二门,即闺,又叫寝门。《左传•宣公二年》:“[鉏麑]晨往,寝门辟矣。”又《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鬼),被发及地,搏膺(胸)而踊……坏大门,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可见闺、寝门在大门与居室之间。《左传•宣公十四年》写楚庄王想伐宋,当他听到派往齐国的使者被宋人杀死、有了伐宋的借口后,兴奋得立即起兵:“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及:指仆从拿着屦、剑、赶着车追上楚庄王。)杜预注:“窒皇,寝门阙。”即由堂至寝门的甬道。

大门与二门之间的院落为外庭、外朝,二门以内的院落为内庭、内朝(后来宫廷建筑复杂了,内外朝又有所指)。文献上的朝或庭一般都是指内庭。

二门以内为主人居住之所,外人(客人或臣下)一进入二门双方就要严格地按“礼”行事。因此闺可指内宅。枚乘《七发》:“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在封建时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此女子所居之地谓之闺阁、闺房,未婚者为闺女。《汉书•谷永传》:“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郎(顾念)政事。”颜师古注:“志在闺门,谓留心于女色也。”

内庭外庭之庭又写作廷,意思是一样的。《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楚大夫)]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人口,七日。”《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此事作“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孔子的儿子)趋而过庭,[孔子]曰:‘学诗乎?”旧时把父亲对儿子的训诲叫“庭训”即来源于此。

庭是群臣朝见君王的地方,所以君王之庭又叫朝、朝庭。但这个庭都是在闺门以内。《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杀了宰夫,“真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过朝也就是过庭。又《成公八年》:“齐侯使士华免(齐大夫)以戈杀国佐于内宫(夫人之宫)之朝。”《左传•定公三年》:“邾子在门台,临廷,阍(守门人)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不庭”即不朝,也就是对上级不服从、不行臣礼。《左传•成公十二年》:“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勿)相加戎(军事、战争),好恶同之……谋其不协而讨不庭。”

庭都较大。《史记•张仪列传》:“王虽许公(指犀首),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古代有车必有马(详第四编),三十套车马陈于庭中,庭的面积小了是不行的。

庭中要植树。《周礼•朝士》:“掌建邦(国)外朝(君臣议事之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即站立在那里),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正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棘、槐作为公侯臣吏列位的标志,这在当时是否果真如此还难以断定,但一经礼书上这样写,后代即用棘、槐指朝廷高位。例如《陈书•侯安都传》:“位极三槐,任居四岳;”任防《桓宣城碑》:“将登槐棘,宏振纲网。”即都以槐、棘喻三公。《南齐书•高帝纪上》:“明日,[齐]太祖戎服(穿着军装)出殿庭槐树下,召四贵集议。”这也可证明庭中植槐。但并不是只有宫中之庭才树槐。《左传•宣公二年》写刺杀赵盾的鉏麑(chúní,除尼)被赵盾所感动,不但没有杀赵盾,反而“触槐而死”,可见赵盾的庭中有槐。《宋书•王旦传》:“王旦父祜为尚书兵部侍郎……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王祜在自己家里种槐而三,也说明起码到南北朝时已经绝对没有在朝庭树三槐九棘的制度了。

君王的庭中还设火炬,叫庭燎。据说天子百燎,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见《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卷三:“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国语•晋语》:“[周襄王]馈九牢(太牢),设庭燎。”可见庭燎不全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接待宾客显得隆重、有气派。《礼记•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则到春秋时周王朝的制度就已打破了。

4.堂室

从大门走过庭院,就来到居住的主体建筑前。主体建筑由堂、室、房组成,都建在高台上。而且一般都是坐北朝南。

堂在最前面,因此“堂下”就是庭(内庭)。《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堂下生蓼藿,门外生荆棘。”意即来客很少,门里门外一片荒芜。

堂既然建在高台上,所以堂前有阶梯,左右各一,称西阶、东阶。古人在室外尊左,因此西阶是宾客走的。《史记•魏公子列传》:“赵王埽(扫)除(台阶)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走东阶,即不敢以尊者(宾)自居。阶又叫除、陛。《汉书•梅福传》:“故愿一登文石(有纹饰的石)之陛,涉赤墀(chí,迟。以颜料涂抹在地上)之涂(同途。指庭中的路),当(面对)户牖(yoǔ,有。窗,详下)之法坐(正坐,这里指皇帝的坐位),尽平生之愚虑。”文陛、赤涂、法坐,全是皇帝所专有;登(升)陛、涉涂,即走到堂上去。古代称皇帝为陛下,就是因为表示谦恭不敢直呼对方而与在阶下伺候的官员、卫士说话。尊者在场,卑者是不能升堂的。

堂有东西两面墙,称作东序、西序;堂的南面没有墙,只有两根柱子,叫东楹、西楹。后代房前的廊子以及现在有些地区前后开门的“堂屋”,即来源于堂。堂既没有南墙,因而敞亮,于是又名堂皇。《汉书•胡建传》:“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后人以堂皇为讲武之所,其实是误解。也是因为堂一面无墙,其边沿暴露于外,所以有个专名叫廉。廉必直,所以常用以比喻形容人的正直,说廉正、廉洁。

堂是房屋的主人平时活动、行礼、待客的地方。《史记•范睢列传》:“范睢大供具(准备了极丰盛的饮食),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等于说考究),而坐须贾堂下,置莖(铡碎的草)豆其前,令两黥徒(受过黥刑的人)夹而马食之(像喂马那样让须贾吃)。”诸侯使是客,所以坐堂上;范睢有意侮辱须贾以报前怨,所以坐之堂下。又《史记•平原君列传》写门客毛遂陪同平原君到楚国去订盟约,“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于是“毛遂按剑历阶而上”,用威胁的手段逼着楚王定盟,“遂定从(同纵,纵约,战国时东方各国联合抗秦的盟约)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同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同来者)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此处的“殿上”即堂上,殿最初既不限于帝王所居,也不限于“室”内。又,《孟子•梁惠王上》:“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往)?’曰:‘将以衅(等于说祭)钟。’”齐宣王坐在堂上,就和孔子站在堂上一样,是正常的活动;同样是由于堂无南墙,所以他才能看到牵牛人并与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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